而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形成中，要起推动和主导作用，将个体化的经济行为，导入国民经济增长的统一轨道中，这样的经济增长，就不是国与民之间对立性的此消彼长，而是既繁荣民生又增加国用的国与民的共同增长。王安石变法，当然有缺点，但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而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以此向未来的重商主义投下了一瞥。
没有国家主导作用，汴梁城里，那人文化的市井气息，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却不会自发地形成国民经济，走向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兴起，要有民族国家参与，王安石毕竟还在11世纪，没有人告诉他，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高宗是个奇葩，他认准了经济总的增长要靠贸易顺差，既然如此，何必变法?何不定都临安，将贸易顺差都拿来就是?或问，金陵如何?六朝古都，龙蟠虎踞，控引江淮，进取中原，也算得上形胜之地。但俺不去，俺又不想打回老家，也不想让父兄回来复辟。
再说，金陵还是冷，寒流一来，它首当其冲，朕要更往南，望海去。“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得太好了!“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富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美呀!“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乐呀!
看来，这位“朕”——宋高宗，就这样在钱塘定都了。钱塘多好啊，放眼望去，“海上明月共潮生”，“朕”就在这里望海，等着海货来。所有海货，都要“抽分”——十分之一进口税，然后“抽解”国库，那真是“无边抽分纷纷下，不尽海货滚滚来”!市舶司，那是“朕”的收银台。收来银子后还有一招，叫做“博买”，凡“朕”看好的东西，都得由官府限了价来买，不用动其国库，要靠其信用，这才叫理财。
王安石变法，哪是为朝廷理财?他是在为天下理财，让朝廷来担待。什么青苗法、市易法，这法那法，老百姓怎么活法，“朕”何必管?“朕”只管号召人民下海。
下海，就要造船;造船，就要运输;运输，要有货物;而货物，要靠生产。这样就形成了产业链，只管赚钱。在朕的眼里，王安石那厮，放着容易的事不做，偏要为难，不光自己为难，让朝廷也为难。赚钱容易，提高生产力难，他偏要去提高生产力;经商容易，搞重商主义难，他偏要去搞重商主义;为朝廷理财易，为天下理财难，他偏要为天下理财。
这回，“朕”要拨乱反正了。南渡之初，“朕”捉襟见肘，可不久，经济就恢复了，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已全面超越北宋了。显然，这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国土上的损失，以贸易顺差弥补了，市场大于国土呀!
大航海的剪影
人口和土地减少了，可经济总量还在增长，这要靠市场。不断扩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都是大航海带来的。
那时，东南沿海人纷纷出海，作为“住蕃”的华侨，开启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他们走东洋，下西洋，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3.16% 资金 研报]时，他们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出海人中，有一支永嘉人，他们下海做市场，做得风生水起，分明就是当今温州人的先驱(宋代温州府，昔为永嘉郡，自废郡改府以来，地名温州，人称永嘉)。元朝时，有永嘉人周达观随使真腊，就从温州出发，前往吴哥。回国后，周撰《真腊风土记》言，真腊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他发现，唐人中，颇多永嘉人，在吴哥，他就遇见了同乡薛氏。
他告诉出海的永嘉人，“番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那时，“大食诸国”，正处于阿拉伯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教国家联合体状态，京师“白达”(巴格达)为共主，有如东周之周室，另以“佛麻霞勿”(穆罕默德)出生处“麻嘉”(麦加)为圣地，描述了“麻嘉”朝圣的盛况。“佛麻霞勿”子孙迁都“白达”，据说是为了出海方便，好与中国贸易。大食诸国只要从底格里斯河下海，就同中国联系起来，而白达国则掌握着通往中国的枢纽。
因此更为确切的说法，应当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共同开辟了那个大航海时代，这不光因为中国人的发明为那个大航海时代提供了灵魂——指南针，更由于宋钱遍天下，驱动了大航海。
南宋航海，多为商船，目的在于经商，故“以巨商为纲首”。与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员而非商人迥异。海舶多大船，可载数百人，因海外多盗，船大人众则敢往，又因外国无税，却多贿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船。
然而船大怕搁浅，一旦船漏，即令“鬼奴”——黑人，泅水补之。更有舟师引航，但取海底泥，嗅一嗅，便知船泊何处。还要夜观星，昼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尤以针路辟航道，替星象，将星空留给信仰，因而重番僧，遇难即祷。这是北宋宣和年间，朱彧在《萍洲可谈》里向我们介绍的情况。他还说，船载货物，多为瓷器。
宋瓷之路，起点在瓯江流域的龙泉窑，龙泉一地，曾属永嘉郡，迄于宋，行政虽分，地理单元为一。其瓷内销，北走临安到杭州，而外销的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直接就去;下西洋，则往广州、泉州转口。从内到外，除了“直把杭州作汴州”，还把“温州作杭州”。
还在北宋时期，温州就被人称为“小杭州”，时人有《永嘉》诗，云：
一片繁华海上头，
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
山似屏帏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
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
多少珠帘不下钩。
诗人杨蟠，台州章安人，“为诗数千篇”，有《章安集》传世，与苏轼唱和百余首，连王安石都说“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欧阳修则更是“卧读杨蟠一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