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内藤湖南说，唐朝是中世纪结束，而宋代是近代化开端。西方学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新社会诞生了。
这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式?我们来看看那一时期的两座城市，宋代的汴京开封和临安杭州，就可见它大概的样子，它们都是近代化初期的国际大都市。
王安石的尴尬
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也许就坐在汴京闹市中心的某个角落里。茶楼酒肆，店铺码头，每天都有他身影。他不画上层贵族的矜持，也不画富豪的奢华，而是专注于商铺的繁荣以及各色人等的活动，商品经济在这里“柔情似水”，进入百姓日常生活，被陶冶出了诗情画意。画面上充满了自由活泼的市井气息，劳作奔忙的市井小民。他们有木匠、银匠、铁匠、桶匠、陶匠、画匠，有箍缚盘甑的、贩油的、织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货药的、卖香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卖鱼饭的、鬻香的、贩盐的、制通草花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货姜的、贩锅饼饵蓼糤的……据日本学者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画面上，出现了如此多的人物形象，应该将众生相都画尽了吧。
在消费文化里安居乐业，就有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而优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艺术化的小商品经济卖场：纸札铺、桕烛铺、刷牙铺、头巾铺、粉心铺、药铺、七宝铺、白衣铺、腰带铺、铁器铺、绒线铺、冠子铺、倾锡铺、光牌铺、云梯丝鞋铺、绦结铺、花朵铺、折叠扇铺、青蓖扇子铺、笼子铺、销金铺、头面铺、翠铺、金纸铺、漆铺、金银铺、犀皮铺、枕冠铺、珠子铺……共有410多行，如花团锦簇般开放，又似鸟鸣悠扬，钟鼓交响。
如果王安石走在汴河旁，看那漕运繁忙，他大概会想，要供养这样一个风流汴梁，消费的天堂，还不得累断了烟雨江南的脊梁?若是苏东坡漫步在这里，他自会投入到风流中去，与民同乐。而王安石反而生忧，他会自问，这样的消费是在提升国力，还是消耗国力?
让他来回答，他会一声叹息。重商主义反对消费经济，反对将国家财政放在消费领域，因为热衷于消费如何能富国强兵?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紧紧握住货币，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决不让它流失。正是这样的重商主义，以战争和贸易，推动欧洲列强崛起。而中国的商品经济，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重商主义，迷失在消费主义的品味里。
让我们回到《清明上河图》去，图上有200多头动物，却没有一匹马，为什么呢?不是立了“保马法”，号召天下人都来养马吗?可谁听他的。他就在汴梁城里发号施令，可偏偏就在汴梁城里看不到一匹马，没有马，怎么取西夏?“吞服契丹”岂不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看唐朝长安街上，有川流不息的胡人牵马走来，诗人更是意气风发，在长安街上跑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图上画了1600多人，就没有胡人!如果是在唐朝长安，肯定有络绎不绝的胡人来往在繁华的长安大街上，带来五花八门的贡物，活色生香。
而张择端眼里，只有市民，没有胡人。不见胡人，还谈什么对辽和西夏用兵。几年下来，张择端刚画完这幅市井长卷，北宋半壁江山，便落入金人手里。金人把开封的繁华悉数掳走，还不过瘾，干脆搬到南朝——长城以南的老东京来坐江山了。
这一切，张择端都亲历了。他在1145年，才眼睁睁地故去。南渡后，张择端笔下的市井文明没有破碎，不出几年，南宋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便与汴京相像无几了，甚至连茶楼酒肆的名称都一样，而西子湖畔，则为这座新兴的皇都平添了一份额外的江南风雅。
高宗是个奇葩
汴梁已经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当务之急是立足之地。
往哪儿去?到杭州去。看一下《清明上河图》，就知那汴州繁华，是漕运带来的。“直把杭州作汴州”，其实，那就是运河的主要职能——为汴州提供财源。高宗快马加鞭，终于逃到了杭州，杭州背靠东南沿海一线。杭州的繁华，要靠海运。那时，浙东沿海一线，是王朝生命线，这一线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权的命门，最重要者有明州(今宁波)和温州。
高宗逃难，金兵追至临安，高宗下海，金兵也下海，追了三百海里，追至明州，被宋军狙击，高宗始入宁海，过台州，沿海飘泊三月，至温州。金兵入明州城，屠城十余日，焚城而去，偶有存者，已剩无几，以至于高宗返回临安路过明州时，竟然弃城不入。
本来，作为出海口，明、温二州都很重要，但在朝廷建置上，明州处于总领浙东沿海各口岸的位置，经此一劫后，明州城已破，兵焚之余，形同废墟。而温州，如有天佑，金兵至台州，已是强弩之末，势疲而返，故温州无战事，繁华犹存，完好如金瓯。
如惊弓之鸟的高宗避难温州，曾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何如取之于外商?一逃回临安，便号召对外开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国策，更以拓海为战略。
从那时起，宋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并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制海权。
那就要造船，要大干快上。宋哲宗时，全国年造船2900余艘，温、明两州各600，并列第一。所造漕船，北驶吴、越，沿汴渠而上，直抵开封。所造海船，经由闽、粤下西洋，过七洲洋，出马六甲海峡，而至印度、波斯、非洲;走东洋，则前往高丽、日本。
高宗下海时，已将亡国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可现在，他懂了王安石说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了，原来要靠贸易顺差。当年，司马光指出“天地所生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这还是自然经济眼光。
用自然经济眼光来看，财富“止有此数”，是个常量，欲“致国用之饶”，必多取于民，“民不加赋”是不可能的，因此，国与民是对立的。而王安石的说法，则用了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财富是个变量，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经济总量就会增长，以总量增长来“致国用之饶”，自然就“民不加赋”了。通过经济增长，使国与民一体化，形成“国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