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乔布斯”何在?

　　另一方面，大企业很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推动革命性变革，历史告诉我们的是，革命性创新往往来自小企业，来自市场挑战者。这需要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向大企业倾斜。而应对每一个市场竞争者都公平对待。这在很多亚洲国家都还未实现。

　　所谓亚洲人的文化中害怕冒失败的风险，不愿意标新立异，甚至缺乏创意，是很难说的过去的——亚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与欧洲并没有深入的交流，但无论艺 术、文化、科技、宗教、思想，近代以前的亚洲都不比欧洲差太多。只是近代以来，我们并没有创制出有效的制度以在全社会激励更多的创新。

　　徐乐江：障碍中国创新的是机制

　　急功近利的GDP主义、尚未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及“官本位”的社会价值吞噬了创新的空间。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为博鳌观察撰文说，首先，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称得上“革命”的一定是要有具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 比如 18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机械化，19 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是电力技术的发明带来电气化，20 世纪日本的工业革命是微电子技术带来的信息化。反观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且到了中后期，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 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

　　中国的工业化实际是制造业的聚集过程，加工与组装是制造业的主要形式。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基本上无需新技术的支撑，只需传统技术的转移支撑。所以，现 在都通常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但没有人认为中国是新世纪(行情,问诊)的工业革命中心。按照杰里米·里夫金教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的描述，新的工业革命应该 是能源革命，就是如何实现将分散的新能源通过突破性的传输技术进行归集。

　　因此我不完全认同科斯所说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个评价是对中国留有面子的评价，实际不是“稍逊一筹”，而是“差距很大”。创新能 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此。就企业而言，我个人认为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热情。技术创新是需要大投入的，如果大投入换来的发明创造被轻易模仿，发明者的投入就 无法及时得到弥补和回报。中国制造模仿成风、“山寨”成害、造假成灾是与此有关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际上也有对中国的指责，但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正在完善过程中;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抑制了创新精神。我们虽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骨子里都崇尚做官。中国挤破头的国家公务员 考试就是这一现象最好的注脚。当一个大学的高级教授的社会地位低于这个学校最低行政级别的官员时，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创新能力。在中国对优秀科研人员的最 高奖赏就是提拔为官员，这样中国的优秀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官员队伍中，剩下的只能是二流人才搞科研创新;

　　第三，急功近利的GDP主义流失了技术创新的“水土”。创新是需要“细水长流”的，可能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见不到成效，GDP 的政绩导向需要的是立杆见影的增长，至于 GDP 的技术含量则不在考核的范围内。中国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贵州茅台(行情,问诊)，而美国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可能现在不是了)是苹果公司，前者是酿酒的不 需要什么科技含量，后者是典型的高科技公司。这就是中国 GDP 与美国GDP 成色的差别;

　　第四，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实力。民营企业从制度等各个方面来看天然比国更有创新的热情，它们应该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但是中国的 金融体系是个偏好于服务大企业的体系，民营企业因为规模较小，在享受金融服务上普遍受到歧视，正是受制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民企融资困难，再加 上大多集中在低端产业，竞争激烈，盈利状况普遍不佳，所以无法大手笔高投入从事研发，而现代技术创新拼的就是实力。

　　王均豪：缺人又缺钱

　　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为博鳌观察撰文：推动自主创新的障碍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当下中国，虽然各个企业在创新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没有形成气候。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作为市场主 体的企业尚未成为创新的主体，目前依然主要靠政府的投入。而政府又特别钟情于以国有科研机构为代表的供给方，这些供给方又往往容易产生迎合政府的“喜 好”，加上政府本身的目标取向往往具有较强的行政性，由此主导下的创新成果要么脱离现实经济的需求，要么通过政府相关机构鉴定后不了了之，政府“埋单”的 成果无法通过企业转化为生产力，导致与企业和市场的需求脱轨现象较为普遍。而在欧美国家，科技创新主要依靠企业来完成，并且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形成强 大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投入和经济效益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从市场化的角度而言，创新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借鉴国外的经验，风险投资是解决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但由于资本具有 天然的“逐利性”，所以必须优先解决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外资的风险投资能够风生水起，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大多采取投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而后快 速在境外上市，达到股本退出获利的目的。但目前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缺陷，没有建立起适合不同企业融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能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渠 道、高效率的股权交易平台，造成其投入的资金无法及时变现退出，使境内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严重下降，产生行业萎缩。实践证明，只有借助资本市场才能 建立起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并促进风险投资不断循环增值。

　　诺贝尔奖得主：政府放开大学生 完善金融体系 向富人多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