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乔布斯”何在?

　　创新，对企业和国家来说，是赖以发展、实现繁荣的必经之路。但中国企业创新，成功者几无，尝试者寥寥，而失败者 众。症结在哪里?经济学家胡祖六直言不讳，中国市场中的政府力量过大，计划经济色彩太浓厚，是压抑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企业家代表，王石坦言，中 国“山寨”成风，当局也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无利可图，自然意兴阑珊。张维迎则直接建议企业家，想创新，先谦逊。

　　胡祖六：环境和制度因素严重压抑中国企业创新

　　春华资本董事长、经济学家胡祖六在参加博鳌观察与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经济学家六问”活动上直言不讳，胡祖六：资金、人才，还是环境，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企业的创新诸多因素中，中国市场中的政府的力量过大，计划经济色彩过重，才是压抑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胡祖六举例说，日本等国在发展的初期都是靠模仿来发展，下一步才是依靠效率来创新。而对中国来说，创新领域的阻碍因素有资金、人才和环境等等。单就资金来说，中国不缺钱，比如说一些创投PE很好地帮助了企业的创新;人才也是个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阻碍因素是环境和制度。

　　胡祖六进一步阐释，目前中国市场中，政府力量过大，计划经济的色彩太浓厚，恐怕这才是压抑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

　　冯仑：光有素质，没有土壤

　　美国市场经济的生命力通过乔布斯、扎克伯格等“创新楷模”得到体现。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接受博鳌观察采访：从民营企业来说，中国所有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乔布斯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让这种企业家精神在现实环境中长出一个苹果这样的企业，确实偶然性很大。

　　我们民营企业都有乔布斯的素质，比如冒险、偏执，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另外，做事情非常有想象力，很执着，执着到几乎不能让人忍受，周围的人都不堪忍受。这些素质，所有的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全都有。那为什么长不出苹果这样的企业?

　　不是说中国企业家能不能成为乔布斯，而是中国企业家这种乔布斯式的素质，能不能长出苹果来，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苹果，乔布斯不值钱，你再古怪的 性格也没有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创新的、权益保障的、法制完善的环境中，这样一种个人的企业家的能力和素质，长成了苹果。

　　当然，我们马上看到这已经不稀罕了，为什么?28岁的扎克伯格，比乔布斯还悬乎呢。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和什么样的制度结合 能长出苹果来，能长出现在Facebook这样的东西来。美国的这种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不在于有怎样的企业家，在于人家还有这个体制。可能 Facebook过几年也落后了，但又冒出别的什么东西来。

　　但是，我们这边就的确光有素质，没有土壤。稍微有点土壤，你看我们的公司都是在国外的体制下长起来的、在境外上市，什么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网 易，都是在外面上市。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有这个土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身没有什么，我不是乔布斯，我拥有的所有的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性格特点，或 者说一些想象力，一些想法、做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有。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长出苹果的土壤。

　　王石：不缺能力，就缺动力

　　沈阳奥体万达广场的精品街上赫然出现了国际奢侈品店被成批“山寨”的情况，“爱马仕”成了“爱我仕”。

　　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为博鳌观察撰文说：如果仅仅将创新定义为科学、技术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创新，我当然认同科斯先生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即“中国在创新方面略逊一筹”——中国乃至许多亚洲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技术创新是有不足的。

　　不过，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价值，如果科技领域的创新相比其他领域的创新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那么企业家们就很难有动力去从事创新。

　　我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创新方面面临太多困难。首先，中国的一线城市的工资率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在竞争国际高级人才方面也不再处于劣 势。其次，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技术装备在过去20年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三，过去30年来，中国企业家们也在制度、管理、物流等无法直接从西方学习的领域 进行了很多创新。

　　我认为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当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意兴阑珊。就我 的观察，这是中国目前创新面临的最大的障碍。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否让他们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而不是集中在政府 关系、库存管理、营销策略甚至公司金融等方面创新。

　　排除市场过小的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国家，以及缅甸、朝鲜等在制度上尚无法让企业家存在的国家，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亚洲国家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创新。

　　首先，创新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创新还需要促进沟通与交流，需要独立自治并且运转良好的学术机构。这些都需要对政府部 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不认为亚洲国家的企业或者人民缺乏创新的能力，这更和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关系——日本应该算亚洲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之一，但日本 却是亚洲国家中最擅长创新的。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清晰一些。企业家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就如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如果和政界人士搞好关系就能拿到垄断权益，那么即使创新成功的收益很高，但考虑风险之后，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诱惑就远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