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即使欧元区各国都同意发行共同债券，由于欧元区整体财政风险也很高，该债券也未必能获得并维持较高的信用评级，迟早会有卖不出去以及被疯狂抛售的那一天。
就日本而言，如前所述，其政府债务对GDP的比例已达200%，远高于欧元区，且为世界之最。日本政府2012年融资需求占GDP比重将超过50%。这意味着，2012年日本政府主权信用评级被调低以及政府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为防止政府债务循环断裂，日本央行很有可能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外，日元汇率存在很大风险。上世纪70年代初至2011年，日元汇率一直处于大的上升通道中，其间日元对美元的升幅超过了350%，目前处于二战以来最高位。仅从2007年至2011年11月底，日元对美元升幅就高达53%。因此，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积聚了超大级别的下挫风险，2012年日元对美元的升值态势将不再延续甚至逆转，而可能成为全球的焦点之一。
由于实体经济缺乏内在增长动力，实质性的财政刺激失去了可能性，货币扩张的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将局限于为政府债务循环和金融体系的资金链提供支撑，2012年发达经济整体增速下降几成定局，日本经济可能变得更加疲弱，欧元区很有可能陷入衰退，该经济体严重衰退的可能性也难以排除。
相比于欧元区或日本，美国经济形势或许会好一些。这是因为，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占据显著优势，而且美国银行体系的杠杆率已经降低到大约13倍，远低于意大利的20倍、日本的23倍、英国的24倍、法国的26倍和德国的32倍。
但是，应该看到，美国依靠重大产业创新和“本土制造”推动经济强劲增长仍需时日；作为过去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仍难走出底部。目前美国住宅市场出清周期仍位于高位。美国住宅隐性库存已经超过600万套，接近于2011年9月美国可出售房屋规模的两倍。过大的库存压力将继续抑制房地产投资和价格。同时，美国大部分州和地方政府面临比联邦政府更沉重的债务负担，且缓解财政困境的难度更大。大部分地方政府将可能维持甚至加大紧缩财政政策的力度。
另外，根据上文的分析，2012年在发达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全面显露和释放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前述多重风险也可能从积聚过程全面切换到释放过程。
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2年中国经济有较大的下行压力。以长远的眼光看，2012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合理“换挡”的划时代的转折点。尽管经济增长率下降将给微观经济层面带来一定的痛苦，但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来看，这种痛苦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它合乎经济规律，在本质上是“良性”的。
欧央行：保守还是激进？
欧洲央行在行为理念方面是否由保守转向激进，将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悬念；该央行不论是“守节而死”，还是“放荡而生”，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痛苦
在欧洲央行不直接或间接提供支持的情况下，EFSF杠杆化的目标就几乎不可能实现。若EFSF杠杆化目标不能实现，欧洲央行又不愿为欧元区政府债务循环提供足够力度的支撑（下称“情形A”），那么，2012年欧元区很有可能上演“政府债务链断裂潮”及“无序违约潮”，相应地，欧元制度崩溃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若欧洲央行为EFSF杠杆化提供足够力度的支持，或直接出面支撑区内政府债务循环（下称“情形B”），2012年欧元区政府债务困局或许不会演变为失控的灾难，区内经济下滑的幅度也可能不会特别严重。
在情形A之下，欧元区及全球通胀压力的减弱可能从2012年上半年持续到下半年。相应地，2012年的世界经济将从当前的“滞胀”切换到全面而持续的“衰退”。
在情形B之下，欧美日英央行可能上演一场历史罕见的“印钞大戏”，其中包含着出于支撑政府债务循环和压制本币汇率的双重货币扩张，而第二种目的的货币扩张可能成为一场竞赛。在此情形下，欧元区及全球通胀压力的减弱可能仅仅表现在2012年上半年；2012年下半年通胀压力可能再度上升。相应地，2012年的世界经济在上半年切换为“衰退”之后，下半年或许再度转变为“滞胀”。
不论是情形A，还是情形B，以欧元区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全局性主权信用危机，都可能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在情形A之中，欧元解体将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剧震；在情形B之中，疯狂“印钞大戏”所引发的全球性通胀压力和全球性民怨，可能开启国际货币体系从“无约束”向“有约束”复归的划时代修正。
“央行万能论”或走向破产
对超长周期的“大拐点”应有充分而理性的思想准备；摒弃和清算“干预万能论”很有必要
从2007年下半年到今天，实际上是同一场漫长的大戏在上演。个人判断，这场危机大剧将分为三个阶段向世人呈现：一是美国家庭部门的信用危机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危机；二是欧元区从外围到核心的政府信用危机引发欧洲及全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危机；三是大型发达经济体全局性政府偿付能力危机转变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并且进一步加重全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危机。
在这三个阶段中，新兴经济体的危机很可能步步加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极度的“逆向干预潮”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导火索”。
“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全球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全球产业分布与有效需求分布之间的严重失衡、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信用规模与偿付能力之间的严重失衡，是这场危机大剧的根源。从大失衡的逐步显露到逐步修正，再到全世界在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逻辑、民众生活理念和经济制度等层面进行彻底的反思与重构，未走完的路将艰难而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