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工业体系如此庞大，中国的资源、环境乃至劳动力实际上已经处于极不合理的超负荷状态；从资源和环境两个角度看，更是难以持续。高速增长延续得越久，对国民健康和子孙后代利益的损害就越严重。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可能转入低速增长乃至停滞不前的状态。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经济规模任何程度的增长，都将给其他国家带来更严重的劳动力失业压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7~10年再次翻番，那么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传统工业将基本上瓦解。
其次，不少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比2008年初更高的资产价格风险。从不同时间跨度来看，巴西、墨西哥、印尼、印度等股市已积累巨大的涨幅。从2003年初至今，委内瑞拉股市上涨幅度接近14倍，印尼接近8倍，墨西哥接近5倍，巴西和阿根廷接近4倍，印度约为3.5倍，菲律宾超过3倍。在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上述国家无法独善其身的大背景下，投资者(尤其是外来投资者)很可能有获利出逃的倾向。从技术形态看，上述国家股市大多已跌破了年线，且月MACD均已出现“死叉”，中长期“空头”形态似已形成。
在房地产价格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新兴经济体积聚了远高于2008年的风险，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到2007年底，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了较严重的泡沫。2008年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曾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从2009年上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房地产泡沫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加重和蔓延。
目前，中国住宅市场投资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都已充分释放，有购买力的“刚需”释放较为充分，缺乏购买力的“刚需”难以转变为有效需求。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很多城市窄口径的出清周期（不考虑囤积房）已很长，而考虑囤积房的宽口径出清周期则会更长。
个人倾向于认为，2012年可能是中国住宅市场转入长周期调整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东欧转型经济体面临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东西欧国家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西欧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银行体系“去杠杆化”很可能导致东欧国家出口下降、资本外流、信贷萎缩、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减速和失业率上升。
第四，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较高的货币贬值风险。2005年初至2011年10月底，不少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出现了一轮较强劲的升值过程，其中巴西雷亚尔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分别超过52%和27%。从中长期角度看，欧洲银行体系的去杠杆化，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减速以及资产价格的见顶，可能导致其出现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并且容易形成货币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之间的恶性循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发达国家经济形势趋于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加重的国际环境下，出口依赖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潜伏着又一轮竞争性贬值的可能性。
最后，中印巴等国银行体系面临的资产质量风险比2008年高很多。2008年底以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普遍出现一轮信贷膨胀过程，银行资产大幅扩张。2008年至2010年，中印巴银行体系贷款规模分别膨胀了94.5%、104.1%和99.8%，年复合增长率均超过25%。根据历史经验，在经历一轮信贷高速扩张过程后，银行体系不良率通常会进入一轮上升周期，这将导致银行体系信贷扩张的能力与意愿的双重减弱，从而长期压制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环境全面恶化
2012年全球经济环境将全面恶化，并且很有可能焦点迭出
如上所述，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比2008年更严重，“逆向应对”可供考虑和选择的手段仅剩下债务货币化，而且欧元区的债务货币化将很难展开。因此，2012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形势的恶化将难以避免。
就欧洲而言，不仅PIIGS，德法两国以及欧元区整体，其已经显露和尚未显现的财政风险都很高。2012年，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困境可能变得更加突出，其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可能上升至128%。作为欧元区支柱的德国和法国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可能分别上升至90%和96%。尽管欧元区高债国普遍打算实行较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但民众的强烈抵制，以及经济形势恶化可能造成的税收下降，最终可能导致财政赤字不降反升，从而进一步推高财政风险。
欧盟在2011年10月峰会中制定的EFSF杠杆化目标在现实中已经遭遇重挫；除非由欧洲央行以印钞能力为依托，直接或间接地为EFSF杠杆化提供足够力度的资金或“信用”支持，否则，EFSF杠杆化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以失败告终。
在此背景下，德法“两根台柱”、杠杆化之后的EFSF、被很多人急切期盼的欧元区共同债券，都难以保持较高的信用评级。同时，财政一体化不仅无法化解欧元区各国和欧元区整体的财政风险，而且会快速推升德法两国已经很高的财政风险。个人判断，财政一体化即便付诸尝试，也必然以失败告终，而且尝试过程中所能迈出的步伐将甚为有限。因此，2012年欧元区政府财政危机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区内大中型经济体的财政风险可能成为新焦点。
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设想与努力，将直接冲击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更难付诸实验的“乌托邦”。若德国坚持推进对区内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的硬性监督和约束，就很有可能促使某个或某些危机国更早地脱离欧元区。
目前，PIIGS和法国对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的呼声较高。这么做，相当于以德国政府相对较高的主权信用为欧元区各高债国政府融资提供支撑，势必大幅度推升德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和融资成本，其在本质上是对德国利益的窃取，必然遭到德国的坚决抵制。个人判断，德国可能宁可离弃欧元区，也未必会同意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在此问题上，如果PIIGS和法国联合起来逼迫德国，那么德国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任何把德国财政与区内其他国家财政进行捆绑的努力，都会加大德国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