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企业高管层反对高比率分红
盈利企业的高管层在通常情况下不倾向于高比率的税后净利润分红，这涉及利益机制，当然属于公司治理的问题。上世纪后期在企业薪酬激励制度的设计中，西方公司流行采用股票增值权计划。这一做法实际上对公司截留红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只要在薪酬激励制度上予以改进，比如采用员工持股计划(尤其是高管层持股计划)而不是用增值权计划来激励业绩，同时规定企业高管层的持股在封闭期内不得转让，相信合适的利益机制会驱使企业高管层赞成高比率分红的红利政策。对于企业管理层而言，最容易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是源于过多的自由现金流。
6. 税收影响
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股市的资本利得税还没有开征，而原来红利要征收所得税。这也就成为少派发甚至不派发红利的一个理由。这个问题在暂停红利税后目前已经不存在了。以后在情势改变后对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应该有更为全面的研究。
六、 理论的探讨
盲目追随西方的理论和市场实践是导致中国股市困局的一个原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崇尚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与金融理论的主流，美英各国遵奉新古典理论进行市场制度建设和制定经济政策。新古典理论将市场功能理想化和万能化，其理论基础建立在完美市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上，使得金融市场 的定价机制完全建立在主观预期基础上，与实体经济脱节，导致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作为西方金融理论基础的M&M理论关于红利分配与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就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完美市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之上，而市场的实际与理想的假设相去甚远。在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指引下，导致税法的变化规定红利税的边际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的边际税率，促使投资者容忍甚至鼓励企业把大量税后净利润作为留成收益保留在企业里，而投资者则追逐股价的高企寻求资本收益而忽视红利分配。九十年代美国形成网络股泡沫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股票价格单纯地依赖于投资者的主观预期而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象，其后果则是泡沫破灭导致股市大幅度下跌。中国股市是在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理论与市场实践的这种失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与美国市场相比，中国市场更缺乏具有良好专业训练与素养的理性的机构投资者，从而市场的定价机制就扭曲得更厉害。
上溯到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解体，各国货币的币值与黄金储备脱钩(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是间接的金本位制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与实体经济脱节。各国货币的币值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这种供需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主观预期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国际货币制度与实体经济相脱节，从而美国货币当局可以在上世纪末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对金融创新监管不力，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向全球资本市场转嫁风险，是造成当今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因此，破解中国股市困局的基本原则和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方针一致，就是要重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纽带，对于股票市场(尤其对于中国股市)而言，就是要回到红利流定价。当然并不是指所有类型的公司的股票都应回归红利流定价，但对于大部分盈利的蓝筹股公司应该大幅度提高分红比率，甚至(在必要扣除后)全部派发税后利润，同时获取从市场融回必要的留存资金的再融资便利，从而形成自动稳定市场的力量。因此，高比例现金分红加上再融资便利，将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制度建设，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