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国际化需要领导人的国际化思维和视野，这是很多中国企业领导的软肋。在我们的企业家分类中，海归人士仅仅占到13%，他们也不是都具有国际市场的经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国际化视野是中国企业家未来能否基业长青的关键之一。
总体来看，一、二代企业家的学历和工作基本没有国际背景，三、四代企业家不少有国外的学历背景，同时不少还有国际知名企业的工作背景。从市场来看，一、二代除近几年有国际并购进入国际市场外，没有企业到国际上市，而三、四代企业家的企业大量到国际市场融资，如香港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上市。三、四代企业家的企业较多是创新行业，发展较快，但盈利能力和上市模式难以在国内上市或者在国内估值较低，通过海外上市可以迅速筹集资金获得较快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当被问到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企业领导会有哪些差异和挑战时，柳传志说：“一个最突出的不同就是，未来的战略必须得国际化，所有的业务都得跟国际化相联。
从简单的赚钱向社会责任
与可持续发展转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社会在讨论企业家的“原罪”，讨论企业家的时代机遇，认为他们有好的机遇能够赚快钱。但一个企业家想要做出百年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是不可能的。从一、二代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身上具有最淳朴的道德观和企业的底线。柳传志认为：“企业家应负起社会给他们应有的责任，你把自己的事做完了，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我觉得企业家责任就是这些”。陈东升也认为做事情要有道德规范底线，要有“家国情怀、历史责任感”。毛振华谈道：“曾经有很多机会让我们做一些可以赚到钱，但是有损这个长期发展的时期，我们没有做，我们坚持一个公司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坚持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成功了就验证了坚持的价值。”
三、四代则除了道德之外看到了行业、社会民众的责任，如张朝阳谈道：“搜狐是一个非常有底线的公司，大家不只是为了赚钱，不只是为了成功，有道义地赚钱和成功这是比较重要的。我的社会责任是让这个领域能够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李彦宏引以为豪的是：“百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一家单纯追求自身发展的公司，它的使命连接到了更广阔的范畴——社会的幸福和进步。我们将继续和广大用户、企业客户们一起，拥抱每一点变化、创新，坚持使命，不忘初衷，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我真正在乎的是希望能依靠自己的技术改变世界，让自己做的事情能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让足够多的人受益。”雷军认为：“企业家精神除了要将自身企业做好，推动行业进步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公共责任。”“我们是为普惠金融而生。”唐宁说道。
快速发展的行业都需要较好的商业模式和较高的创新能力，国际化更需要创新能力，而国际化的同时也需要有普遍的社会价值观，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国家的责任，还应考虑世界的共同价值观，考虑当地社区尤其是消费者的责任。
总结
早期很多中国企业的成功，就是一个人带领一个产品、一个项目的成功，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色彩。如果没有这个超级领袖，这个企业的成功一定要大打折扣。早期企业的成功很多依靠企业家的人治，但最终企业发展壮大仅仅依靠人治是不可能基业长青的，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必须通过业务流程的优化、管理的制度化和持续完善，减少经营中的人为因素，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此外企业家决策的变化也从早期敢闯敢试的拍脑袋的决策模式中，转化为不断提升个人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战略能力，用科学管理决策配合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实现基业长青。我们也发现，企业家们尤其是一、二代企业家可说是身先士卒，整天冲在第一线吃尽苦头赚来辛苦的血汗钱，现在三、四代更多的需要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的工作经验来赚取聪明钱。市场的竞争由国内走向国际，企业投资者也由国内走向全球资本市场。商业模式由关系和资源的垄断走向创新与合作共赢。经营的理念由简单的挖空心思赚钱到了必须考虑企业家和员工的梦想，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企业家的地位也由不受待见的经营“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跑龙套人物，变成了仅次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体制中地位较高的“二号角色”。
从35年中国企业家的发展史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一靠制度政策，二靠企业家本身的因素。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转变，制度和政策培育了企业发展的土壤;反之，即使面对仍不适宜创业的土壤，企业家们仍然保持了拼命进取、不畏冒险、不断创新的精神。市场化进程的每一次突破都是这样一种互动的结果。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一经验同样适用。柳传志曾这样总结中国企业家成长之路：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进入90年代则主要面临经营管理风险，本世纪企业家必须通过制定战略、塑造企业文化进行“基础管理”，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正在生长的一代。他们没有了第一代企业家面对的管制环境，这是一种幸运，但他们也缺少第二代企业家所具有的政商背景，他们没赶上第三代所有的世贸红利和互联网革命快车，却要面对人口红利的消退，当经济进入“七上八下”的常态化，借助风的力量似乎已经不足以让自己飞起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是创新的一代，靠自己的一代。中国需要诞生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在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方面都需要超越前两代企业家，并培育较强的国际化对接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以此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竞争时代赢得竞争地位。
但是他们是否能够脱颖而出，他们能够拥有怎样的空间，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适合的土壤。中国已经明确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家，将是未来政府改革的主旋律，这也将决定中国商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