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仍有极个别企业家是以中小学学历取得的成功，比如福耀玻璃(行情,问诊)曹德旺、万向集团鲁冠球、沙钢集团沈文荣、碧桂园杨国强、海底捞张勇等，但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教育的价值，这些主要是早期的一代、二代企业家，他们都创业于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市场经济起步带来的巨大机遇。他们那时候难以接受较高的教育，此外他们也历经坎坷，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头，经过了长期的历练和拼搏，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才有了现在的辉煌，而且他们最初从事的都是知识密集度不高的传统制造业。
此外，无论创业时的学历高低，很多企业家都重新走入课堂接受EMBA之类的教育，企业内部的培训也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常规项目。同时，知识经济时代，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创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使得当前的企业领袖群体的总体教育背景获得了明显提升。
出身
企业家的出身也是其重要背景之一。在78个有效样本中，创业前的主要身份可以说五花八门，军人、农民、教师、公务员、媒体记者、海归人士、技术人员和学生等等都有。其中，一代中军人、农民企业家普遍较多，三、四代中海归和具有强大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多。
军人|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王健林等。这些曾经从军的企业家，明显具有军人的勇敢果断和不屈不挠，他们的领导风格也大都留下了军人的烙印。华为任正非塑造的团结协作、集体奋斗，自强不息、荣辱与共，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结协作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特征。王健林这样回忆，“1992年，我去求一笔银行贷款，跑了五十几趟，最后也没拿到!在银行行长门口至少站了10次，最长的连续站一天，上午站4个小时、下午站4个小时。这种屈辱受了很多，我的一生都抹不去!”王健林说，“所以我对自己说，今后一定要做大、做出品牌，争口气!”而王健林能够忍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与长达17年的军队生活密不可分。
农民|鲁冠球、南存辉、沈文荣等则是农民企业家的代表。他们更多地展现出“天不怕地不怕”、闯劲十足的一面。南存辉基于有劳有获的信念和文化素质的先天弱势，要求企业在道德上自知、自择、自律，关键要自觉，同时要求全体正泰员工不仅能生产出质量可靠的产品，还要首先学会堂堂正正地做人。
教育|俞敏洪、江南春等则当过教师。这使得他们大多能言善辩，喜爱说服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着知识分子的稳健。
公务员|公务员下海的企业家有陈东升、王健林、梁稳根、卢志强、王文京等。他们的优势体现在拥有政府资源以及较强的政治敏感度，擅长与主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并对国家经济的宏观导向有着一定的先知先觉优势。
文体传媒|还有从文体、传媒行业出来的企业家，比如吴亚军、李宁、王长田等。他们大多仍借用文体和传媒行业的资源，开拓事业，形成独特优势。
学生|还有一些企业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业，或者刚走出校门便被扶上管理岗位，如丁磊、张朝阳、雷军、李学凌等，他们大多以差异化的优势获得先机，同时也演绎着知识创造财富的佳话。
海归|包括张朝阳、李彦宏、梁建章、古永锵、唐彬、吴尚志、王中军、沈南鹏等。他们从事的都是网络、传媒和金融等前沿行业，在创业时就引入了国外管理经验，行业引领前沿，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技术|技术型企业家在三、四代较多，这不仅拥有传统的专利技术，还包括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如大量网络技术出身的企业家、金融专业出身的企业家都属于这一类型。
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
企业家精神|从四代企业家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企业家精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需要冒险、坚持、付出、专注、创新与梦想。从一、二代来看更多的是冒险、坚持、付出。正如王健林所说，“富贵险中求!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创新或者叫敢闯敢试，二是坚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卓越的企业家都接近神经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败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着再干，还真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种坚持、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种执着或者坚信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太圆滑或者太容易放弃是不会成功的。”南存辉也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够集中精力干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陈东升则感叹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说：“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未必能成功)，其实你只要一个就能胜出。”三、四代则更多的需要创新和梦想，李彦宏说：“你有超出旁人的付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问题，因此就会产生成就感，从中获得的成长是十分宝贵的。”
“第一，有理想情怀、远见、使命感;第二，敢于去追求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不要被现实所束缚，要敢于创造;第三，与精英人物为舞，我不喜欢与过于平庸的人在一起。这是浪费生命。看起来很合群，但是内心深处希望与精英一起来改变一个时代。”唐彬如此形容自己的内心。雷军成功的动力是梦想，“我不缺名也不缺钱，只是因为怀有创办一家伟大企业的梦想。”
商业模式|前两代企业家靠的是十几年的拼搏赚取血汗钱，进入重资产的制造等领域，形成较高的壁垒。运营方面主要是模仿学习国外模式，柳传志认为，“真正所谓的企业管理，一直是跟人学习，自己研究。积极主动又不踩出红线”。毛振华也说：“模仿赚钱就是创造，市场经济是一个舶来品，它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评级这个市场，更来源资本发达的市场，所以我们照搬的东西很多，基本上是学习，但是这个学习过程很坎坷。”而到了第三、第四代要么是通过政府和关系资源进入房地产，要么通过自身的核心技能和创新，进入轻资产的金融服务和网络业，运营则是通过快速创造、共同合作分享市场的模式。雷军认为：“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专注、极致、口碑和快。”马蔚华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银行的对手可能来自异业。而对于互联网要适应，其次要合作。”这也可以从王健林与马云的对赌变成双方合作看出，商业模式间的相互合作和变换愈来愈突出，更多的竞争可能来源于跨界。
此外，人格魅力在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国有企业里更容易涌现“个人英雄式”的领导人物。民营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人格魅力呈逐级递减的趋势，说明随着不同代企业家的成长，领导个人形象和魅力逐渐减弱，更多专注于专业领域和市场前景。同时，复杂的市场环境对企业家商业模式决策能力的要求也逐渐增加。在模式整合能力方面，1992年以前的企业家更为突出。这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资源对创业成功极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企业领导人的组织能力都明显提升，说明团队的力量日益凸显，管理也朝着更为规范的方向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