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它们的问题，主要是方法上还是意识上的？
S：就像你说的，一开始印度人到中国都买最便宜的，结果不耐用，所以形象就很差，后面进来的中国企业也受连累。其实日本企业最开始来印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印度人对日本产品的印象开始也很差，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地提升起来了。
G：日本品牌刚进印度是在什么时候？
S：四五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产品也是你们说的那种“山寨”，但后来日本人很认真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到现在仍然没有这个意识。
G：除了市场因素，中印之间的经济交流还经常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过程非常曲折。前一段时间，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带着一个印度企业家团访问了浙江，双方都有很好的意向。本来浙江准备立刻组团回访古吉拉特，但是后来发生了—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义乌的事件，然后印度媒体就说印度政府拒绝了浙江人的访问要求。你是否了解这件事？
S：莫迪访问浙江就是我们安排的。
G：你们？
S：对，我们ICEC。浙江的访问没有被政府拒绝，那是一个假新闻。但义乌事件确实对他们有影响。本来四川和重庆也有经贸团要来访问，正常情况下应该早过来的，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拖延了。
G：那这是谁造成拖延的，中国方面还是印度政府？
S：都不是。因为你们那时候要开“两会”，这些省份想以后事态平和一点再说，不想在“两会”期间挑起国际话题上的事端。
G：你刚才讲，ICEC策划组织了莫迪访问浙江，能讲讲这个过程和其中的一些想法吗？
S：ICEC是一个NGO，主要工作就是增强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古吉拉特邦的行政风格在印度是最务实的，它在印度的排名，工业制造第一，政策环境也是第一，首席部长的发展眼光也很长远，他一直想和中国合作发展经济。
G：中国的报道说这个邦像我们的广东。那莫迪这次访问的成果会不会受义乌事件的影响？
S：义乌这件事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印度人认为，错误可能更在于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确实很多印度人到义乌去就是想不付钱把东西先拿过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对此的规定也不是很严格。
G：这种小商品批发先拿货、后付款的方式在浙江商人中一直很常见，除非有纠纷法律才会介入，大概法律也希望这样能鼓励他们多做生意吧。其实中国商人在印度也经常抱怨，主要是印度的政策对于外商投资没有倾斜，一直说改革实际却不开放，你怎么看？
S：外商投资在这里还是蛮开放的，但国外公司和印度公司是平等的。中国可能会对外国公司有倾斜，这里是平等的，交同样的税。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这里的工作环境，还有拿到工作签证不是特别容易。
G：他们抱怨的主要不是市场不开放，而是政策不开放。
S：这里的政策对于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都是一样的。虽然印度还没有像中国那样开放，但是慢慢地也在开放。不过不管怎样，在政策上的倾斜印度是不太可能像中国那么大的，但是对外开放的地区和领域会越来越多。
G：不管怎么抱怨，商人总是务实的，他们会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真实判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对印度产生兴趣，今天早晨，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里，吃早餐的时候我们遇到4个从上海来的商人，到印度销售纺织机械，因为他们看好印度纺织工业的崛起。你们当然会接触到更多对印度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在你的了解，中国企业初来印度，最需要注意和被提醒的问题有哪些？你对他们会有哪些忠告？
S：第一还是要了解这里的体制特点，在中国，政治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在这里，政治家说什么不一定就真的实行，不要看到报纸上写什么就相信什么；第二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合伙人。但是，找到正确的合伙人很难，那至少要懂得用好当地的咨询公司。中国企业来印度都能发现很多机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而且他们又不太愿意接受印度人的建议，主要还是因为缺乏信任。印度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都不同，什么都不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服装、不同的信仰……，连我这个印度人，从德里到孟买，或者班加罗尔，不像出差，更像是出国。印度不是一个国家，印度是“一堆”国家。为什么美国公司、日本公司能做得好，因为他在印度使用当地咨询公司，他只需要告诉咨询公司6个月我要建一个工厂，然后咨询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备选方案。但是中国人就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喜欢权力集中，不接受别人的建议。中国人经常花10万块钱自己做市场研究，其实找当地的人只要花1万5千块钱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所以这第三个忠告就是：不管你来做什么都应该有一个顾问。
G：当地的顾问！
S：对，不要所有事情都自己做。还有最后一个要注意的，政治家不重要，但是公务员很重要。政治家经常换来换去。公务员是通过考试进入政府长期任职的，他们才是掌握具体办事流程的人。你们中国人常讲，（办事的）小鬼最难缠，把他们搞定就行。但要搞定他们，你就必须有一个非常可信的印度朋友来帮你。“关系”在中国很重要，在印度，可能更重要。
G：更重要？
S：是的，可能更重要。有了解情况的印度朋友帮助，在这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很多中国企业来印度都想让我们介绍省长认识，其实省长没什么用处。有一个辽宁做电器的企业，他们老板来过一次，见了省长，大概谈得不错，回去后派来一个人做详细的调研。那个人调研结束给老板提交了一个报告，其中涉及一些事情与省长承诺的不同，他老板怎么也不相信—省长说过的话都不算数？—这就是根本不明白这里的政治体系，又连自己派来实地调查的人都不相信，全靠自己在家拍脑袋。所以一定要让懂得印度的人来做这里的决定。
G：我也想让你介绍省长。
S：啊？
G：你安排莫迪去浙江，那你和他很熟。
S：非常熟。
G：他在印度政坛是个传奇人物，中国也有很多人听说过他，我们也想和他谈谈他去浙江这件事。
S：这没有问题。今天晚上我就给他写邮件，明天周一一上班他就会看到，看他的时间安排。
G：那我们等你的消息。谢谢。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萨奇布约我们在印度原住民中心的“Delhi O’Delhi”吃饭，他还约了国航在印度的Country Manager赵全祯和一位正在德里学习印度舞的中国姑娘Uma Li，ICEC的机关刊物《印度-中国新闻纪事》曾经写过这位姑娘的故事。赵全桢和李小姐刚一落座，萨奇布就替莫迪游说，问国航能不能开一条从中国直飞古吉拉特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的航线。赵扭过头无奈地用中文对我说：每个邦都想让我们开直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