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兰做事都只想着坐地取材，而不想“养人”。直到今年1月，在一个企业家聚会的场子，他还在鄙视企业股份制改造，讥笑用股份留住人才的办法。他说：“股权，一人独有效率高。不够聪明、缺乏自信和能力的人，像郭凡生（慧聪董事长，当时也在场）那样的，才给大家分股权呢！”接着，他道出总结性的、关键性的一句，“像我兰世立这样有足够能力的，就一人占100%股份。”
最近三年，越来越多的创业元老，或是后来的跟随者都在离他远去。“兰有超一流的想法，超一流的士兵，却没有一个管理团队，而且用的是三流的钱。”一位离职的高管如此评价兰。
“兰不懂的时候企业做得很好，一旦他懂了又不很懂时候，这个企业就做不成了。”东星航空一位离职高管评价。
兰或许在早期也想着把东星航空当“儿子”养，但是外行又狂妄的他根本不懂“育儿”之道。
2006年和2007年，兰在一些航线设计上还听他高薪请来的航空高管。后来，他就自作主张，“自己想飞哪里就飞哪里”（东星前高管语）。一般来讲，航空公司的航班密度、长度应该是互补的，早班出去的时间差不多，回来的时间基本上是错开的。这样一旦有航班延误，飞机可以互相调配。而兰亲自设计的航线结构和时刻根本没有顾及此，几乎同时离港，同时进港。
兰嫌航空专家们的行动太慢了，他要将这些紫色的飞机装满乘客，飞到全中国，飞向全世界，然后上市融资或找个好价钱卖了它，度过已经火苗四起的危机，实现软着陆。
与中航的谈判，成败在此一举。他似乎还有机会。
十口锅，两个盖
“什么时候还钱？”
2月3日，正在开总结大会的兰世立收到付家庆的短信。后者是新八集团的项目经理。2006年他承建了东星集团在神农架的四星级酒店。但是，拖了三年，兰世立还欠付家庆2600多万元不还。
兰看了一眼手机，继续讲话。
“我们为什么能顺利躲过2008年这么多灾难。为什么那么多的工厂一夜之间倒闭，那么多的实业就没了。中国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像阿里巴巴曾经在香港上市，市值是1100亿港币，今天只有170亿港币，1000亿没了；张茵原来是700多亿港币，现在只有15亿；施正荣最高的市值700亿，现在170亿不到，这些企业都是实业性的，很难有更大的突破，而我们全部是服务行业。”
兰的分析不无道理，只是他自己经营的企业此时危如累卵。像付家庆这样的大小债主早已让他焦头烂额。
“干活的都是新州人，都是我老乡，他们没钱，怎么活？”付在短信中又写道。2008年，为讨债，付用硬招把东星国旅办公楼9层、10层、11层用大锁锁起来了，但是兰就是不出面，也不管。付很无奈，只能施此软招。
兰还在描画未来。
“2009年我们将很难。08年也都过来了，钱没有少拿一分。大风大浪，我们都趟过来了嘛。只不过几场战争，我们也都冒着枪林弹雨过来了嘛。”
付家庆想过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2006年开始，他和新八集团书记李柏树商量。李告诉他，兰的项目最初也是由付的家乡新州的一个官员介绍的，撕破脸不太好。现在，因为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兰也欠着李柏树项目部2000万元左右。除此之外，山河集团、新七集团都有上千万元源自东星的应收账款。李柏树用“扯”，“扯来扯去”形容兰。新八集团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听到兰世立的名字，不屑地说，整个武汉都知道他，满脑门子的官司。“应该有100多起，差不多都是要他还钱的。”
付终于得到回复。一位神农架的东星经理转告付，等兰把航空公司卖了，就开始分钱。
可是，航空公司卖得出去吗？
类似的承诺和疑问，肖东平和农行武汉江南支行的高管们也曾经历过。肖是这家银行的代理律师。2005年底，农行向兰世立旗下的东盛地产公司发放了1亿元贷款。抵押物为光谷花园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11万平方米。
“原来根据农行签订的协议，光谷项目卖楼应该在农行做按揭抵押，回款很大一部分应该按比例还农行。但是，东盛有客户按揭贷款时，他不在农行做，农行无法控制。东盛在处置抵押物的时候并没有还农行的钱，违背了我们当时的资金管理协议。”肖说。2007年，东盛公司被农行武汉江南支行告上法庭。
期间，兰世立和农行的人碰过面。肖参与了一次与农行的谈判，听兰讲了两个多小时。内容是谈把房子卖掉怎么分钱，按多大比例分钱。作为一名律师，肖习惯性地先考虑房子怎么卖出去。“这个问题都没解决就谈后面的事情，根本没必要。”他说，“兰是跳跃式思维。他讲的那些是空中楼阁。我觉得很好笑。”
受房地产周期的影响，兰世立的房子2008年就卖不动了。房价从每平方米8000元到6800元，到5800元，再一路下滑到5000元。最后，兰在内部售价3800元，要求一次性付全款，但是整个武汉都知晓光谷中心花园，几近无人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