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唐太宗在对房玄龄发完前述那场忿忿的牢骚之后，便即下旨重修《氏族志》———大唐董事长企图以现实地位为标准，重定世家等级，从而打击泥古不化、惯以历史成就自诩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
为了表示编撰工程的客观、严谨以及科学性，太宗提出了“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谍，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的大方针。为严肃其事，主持编撰《氏族志》者，也皆是帝国公司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
领衔编撰者是人事部经理高士廉(吏部尚书，唐太宗的妻舅)，接下来顺次为：纪监办主任韦挺(御史大夫，关陇士族)、秘书处副主任岑文本(中书侍郎，“二十四史”中《周书》史论部分的主要作者)、培训部副经理令狐德棻(礼部侍郎《周书》主编)等人。
照说这支编撰队伍人才济济，阅历才智均强，编撰工作应该极其顺利才是，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第一稿便让唐太宗驳回重撰，编撰小组还差点没挨处分。
原因也简单，项目负责人高士廉本人便是山东士族出身(北齐皇族疏属)，他保持惯性思维先入为主，愣吃不透领导意图，于是选出来的结果，自然就不能“与时俱进”了：排第一的头等士族，居然是帝国公司行政办副主任(门下省黄门侍郎)、博陵崔氏出身的崔民干!
博陵崔在北魏确曾人才济济，煊赫一时，但在隋唐交替之间却并无特别出色的人物。崔民干虽从龙关中，但毕竟资浅位低，在门下省尚只挂个副职，《氏族志》贸然评他做魁首，这让一帮武川、关陇出身的副总、老总、董事长们情何以堪?
于是大唐董事长太宗皇帝愤然批示道：“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贞观政要》)”
眼见李董态度坚决剑拔弩张，认清人事改革方向的高士廉们乃不敢再打擦边球，赶紧改弦易张，充分领悟领导“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俭传》)”的批示精神，终于贞观十二年捧出成稿：李唐皇族列为第一等，皇后长孙一族列为二等，博陵崔民干则打入三等。
太宗皇帝打着尊重“世家政治传统”之名官修《氏族志》，明里是要制定一部“客观公正、与时俱进”的“大学排行榜”，暗里却大行其掺沙子打破传统士族等级之实———在压制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集团(即崤山以东的博陵及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等四大头等士族)同时，刻意抬高自己所属的、声望较逊的武川(以皇族李氏、后族长孙氏为代表的武功贵族)、关陇(以韦、裴、柳、薛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士族集团。
“大学排行榜”仍在，只是“有问题”的“历史名校”都被撵进三流———经过换了尺度的人才筛网遴选，大唐初年的干部队伍，自然“纯洁”了许多。
然而，在士族集团之间找平衡，虽能奏一时之功，归根结底还是走钢丝的技巧，并不比汉光武帝刘秀玩的那套更高明。崔、卢、李、郑淡化，武、韦、杨、薛便崛起。稍有不慎，帝国公司仍会失衡，然后陷入不断纠偏、矫枉过正、然后再纠偏的振荡态。
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莫过于在帝国公司体制之内，彻底消除一切以血缘裙带关系为基础、政归私门牵引相继的小团伙，改让整个职业经理人集团在董事长的监控下，保持随机抽取、平稳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陈代谢——这样董事长就可以袖手噤口，躺在深宫中安享经营红利了。
技术水平的进步，让大唐皇帝可以迈出更大的人事改革步伐。下一篇我们聚焦科举这一技术支撑下的大唐公司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介绍]
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