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上位手段越是卑劣者，其背负的业绩压力就越大———
隋文帝终结了“五胡乱华”后近三百年的乱世，实现了又一次伟大的统一;隋炀帝则开凿了对中国历史后半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大运河，但由于执政后期对经营风险估计不足，强推征高丽项目，终于导致帝国公司破产重组;也亏得隋炀帝的姨表兄李渊，还能把碎落一地的帝国公司重新拼补还原;而上位手段最为恶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交出了灭东突厥、破薛延陀、平高昌国、降吐谷浑、和亲吐蕃，令四夷臣服的不世武功。
“篡字号”的老板们，以辉煌的业绩稳定了帝国公司，也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业绩的增长绝不是无限的。技术瓶颈和文明冲突制约着帝国公司的业务拓展。一旦光荣扩张达到极限，靠业绩提升来赚取喝彩与支持的办法就陷入了困境。
于是摆在“篡字号”们面前的，就只剩下两条出路：一条是坚持惯性思维，无视经营风险，改从非常规项目上寻求业绩突破，比如说征高丽;而另一条，则是反求诸己，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从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文章，改走制度维稳之路。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红利均沾的发展必然皆大欢喜，利益再分配的改革注定阻力重重，即便是隋唐那样英雄群舞的时代，也是如此。
隋文帝、隋炀帝以及唐太宗，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首先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先后强推高风险的征高丽项目，但除唐太宗适时收手、勉强实现了保本经营外，隋朝两帝均遭到失败。尤以隋炀帝杨广输得最惨，最后把整个帝国都赔了进去。
强推风险项目所遭遇的挫折，让英雄们不得不正视现实：靠发展红利来维持帝国公司稳定之法，显然已不可持续。于是他们只能转而尝试制度维稳。而这就意味着，对帝国公司传统模式下的既得利益者———世家大族的挑战。
董事长的逆袭之一：娶谁家闺女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长期操持帝国公司之权柄，全赖其垄断性的教育资源，以及通过婚媾关系构建起来的人脉网络。
因循传统的世家教育，固然难以培养出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但它却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循规蹈矩、娴于政务、人脉熟稔，潜规则认同感强，且整体成材率较高的业务干部。
凭着个人的武勇与机遇，寒门庶族可能成为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凭着个人的智慧与投机，寒门庶族也可能成为徐茂公或魏征。但没有家族的熏陶、培养与铺垫，一个寒门子弟绝难十二岁成为甘罗(战国外交家、政治家，十二岁拜相)，半辈子也难成为王肃(北魏政治家，出自琅琊王氏，娴淑于政治制度，为鲜卑帝国设计全套汉化官制)，永远也成不了王羲之(东晋书法家，亦出自琅琊王氏)。一言以蔽之：乱世随机抽取幸运儿，而世家稳定批产管理干部。
为替家族求个稳定发展，自魏晋以降数百年，乱世中侥幸上位的寒门
庶族，无不以融入世家体系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为了在乱世中自保门楣，骄傲的世家也只好放宽婚姻标准，“屈就”于暴发户们抛出的橄榄枝。而大唐朝的寒门新贵，也忘怀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只要世家略开一扇旁门，他们便会寻机蜂拥而入。
《新唐书·高俭传》道是：“房玄龄、魏征、李勣(即徐茂公，因功赐姓李)复与(山东士族)婚，故望不减。”房、魏、李三人，一个是典型官僚，一个是敢谏直臣，一个是圆滑狐狸———然而他们却以共同的选择，将寒门出身的大唐新贵之口味暴露无遗，即：对世家政治的迷恋与复辟。
而对比鲜明的是，大唐皇帝的女儿却常常无人问津：唐宣宗时，进士王徽听说自己当选驸马，一急之下跑去找宰相哭诉推脱，连“俺身体不好”这种理由都搬了出来;唐宪宗时，皇帝求公卿大臣给公主介绍驸马，大家却纷纷托词说自家子侄条件不靠谱……
非但公主们爱情不顺，就连身为董事长继承人的太子爷，同样也难逃吃瘪。大唐文宗皇帝，欲为其太子迎娶宰相郑覃孙女，但郑却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皇帝乃在悲愤之下叹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唐书·杜兼传》)”
从各届董事长子女的婚嫁遭遇来看，抱皇帝大腿不如抱世家大腿的价值观，贯穿了大唐公司始终。
而在初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世家竞相与新贵缔结婚姻，还隐含着更严重的政治斗争意味———这哪里是和皇帝抢亲家，压根儿就是争夺政权支柱嘛!
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世家与新贵之间的“婚姻自由”，就成了帝王心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严肃问题。
贞观六年，唐太宗便对房玄龄抱怨道：“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贞观政要》)”
然而此时的李唐根基尚不够稳固，皇帝还不敢公然挑战庞然大物样的职业经理人集团，发发牢骚而已。直到高宗朝，坐稳了宝座的皇帝才下诏书明令禁止著名世家圈内缔结婚姻：“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为防止新旧职业经理人结成小集团，进而架空老板，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一方面与世家争抢身居要职的亲家们，另一方面则悍然禁止他们以缔姻手段继续拓展、巩固人脉网络。
然而，即便是最严肃的行政命令，也仍然不能改变时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世家情结。这些“禁婚家”，反倒因此“益自贵”。
于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便借重修《氏族志》事件，对世家发起了第二轮逆袭。
董事长的逆袭之二：与时俱进的唐版“大学排行榜”
要破除世家大族的影响力，首先就要打破帝国公司人事部门长期坚持的人才标准参照系———陈旧落伍的《氏族志》，一部详细记载某地某族出产某专业人才的工具书。比如说陇西李、吴兴沈出将才，琅琊王、博陵崔氏出宰相，谯郡桓出叛贼，诸如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