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 | 看重对整个社会都有意义的事
在任志强硕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量的文件资料和书籍，显得颇为杂乱。他的阅读量惊人，据说每天读书六万字，并且在睡觉前半个多小时前完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私下问过任志强，为什么读书如此快。任志强答，因为很多书读过，有知识积累，自然看得快。他的阅读内容，既有他长期研究的房地产和经济，更有政治、历史和文学。虽然初中未毕业，但是凭借着非同一般的学习能力，他让自己变得知识广博，在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因为对书的热爱，自2011年起，华远地产(行情,问诊)开始捐助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他对读书会充满了期待和感情，几乎每场活动都参加，他认为这是自己为公益组织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个。“不仅仅是爱好，我们更多的是认为社会需要。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不读书，这就是社会需要;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正确的言论，对社会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这也是社会需要。”任志强说。
支持读书会，他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希望以此平台开启启蒙。在这个平台上，其主讲人包括企业家、学者、作家，多读书丰富，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立的见解。任志强说，目前已看到启蒙的效果，“全国各地的读书会越来越多了。这不就是效果吗?还要叫什么是效果?”
做公益，任志强有着自己的偏好，对于救灾救命的事情，他参与不多。“我把对整个社会都有意义的事看得很重，”任志强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做得更多的是普遍性的教育，让大家学会独立思考，让大家都学会生存。”
20多年前，任志强先后结识了经济学家盛洪和茅于轼，此后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后，华远给予捐助，持续至今。尽管并非每年都捐助，但凡遇到重大会议，或者研究项目，华远都会支持。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诸多研究都保持了独立，也因此时常遇到干扰。尽管一些企业家提供资助，但并不愿意公开。而任志强并不担心，经常出现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会议上。
1995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成立，任志强透过华远集团捐赠1000万元。至今，捐赠已超过2000万元。尽管该基金会是公募基金会，却是由著名改革派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领导发起，发起人包括安志文、高尚全等改革人物。为此捐赠，任志强特意由华远集团来做，而没有由上市公司做。在他看来，国有企业捐助更名正言顺，国资委在审核与批准时，更容易获得审批。
此外，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金融40人论坛等著名的经济智库，华远都提供了资助。时至今日，任志强已透过华远为20多家公益机构、智库等捐助。
任志强认为，为这些机构的捐助，与为SEE、读书会、富平学校(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等一致，都是授人以渔。“授人以渔，很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社会治理。如果资助某一项活动的话，还不如资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提出更多涉及国家改革的重大研究成果。这个制度如果不改变，后续问题是几代人的问题，它和保护自然环境是一样的，制度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他却公开说要消灭国有企业，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仅嘴上说说，他更是在做有效推动。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评价任志强时认为，“严格来讲，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冯仑在评价任志强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第一，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不过，所有这些捐助，并非来自任志强个人的财富。此前，任志强担任国有企业华远集团的董事长，并兼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华远地产的董事长，如今只担任后一职务。虽然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但作为国有企业管理者，他的财富远远不足以登上富豪榜。他仍尽自己所能，每年过节，都自掏腰包为华远员工的独生子女发钱。“如果用这些钱买一套房子，现在值几千万元。”他还每年支持七八个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上学。
虽倾情公益，但任志强并不考虑退休后专职做公益，这不是他的个人方向。“我们早就该退出舞台，现在只是帮社会发挥余热。要尽可能早地把舞台交给别人。”
企业家的财力、智力、能力和爱心，奉献给公益，任志强视为新型公民的社会责任，更是从土豪到绅士的转换。
对话任志强
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纳税
但现在企业家不得不做大量公益
企业要守底线最怕这边捐钱那边大量污染排放
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中国的企业家第一代就开始参与公益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参与公益事业这么多年，怎么看中美两国企业家对慈善的态度?
任志强：在中国，最初大家都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在企业的生存上，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做大量的公益。那时候要求所有的企业家必须拿出钱来做公益是一种奢侈。在美国，除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做慈善。因为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很多企业并不具备剩余的能力用于公益，他们首先得考虑生存问题，他们都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公益和反馈社会。
中国比他们好一点。中国过去处在一个贫穷时代，企业也是把大量资金投于生存，但有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开始投入公益事业的能力。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入到慈善行业，就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参与公益活动的能力，同时他们也被公益活动和公益机构所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最初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以治理沙尘暴为主。但今年沙漠化已经不在环保事业的首要位置，更多人关心的是水、食品污染、空气污染和雾霾，所以他们更愿意加入到环保当中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在第一代就开始做公益，而美国是第二、三代呢?有文化的原因吗?
任志强：和文化没什么关系。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们政府的失误太多，逼着企业家不得不在没有太多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做大量的公益。在发达的社会和民主的社会里，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去做这些该做的事情，所以企业就自己去做。发达社会的政府该做的事情不足以做全，但是政府给了很多优惠的条件鼓励社会去做。中国不鼓励，比如说过去只承认六大官方机构的捐款可以免税。在美国，任何一个公益基金都可以享受免税，甚至个人。我们的政府在鼓励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政策上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