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这个说法不太完全，应该讲中国的绝大多数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收入最低的一些人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脱贫是全世界排第一，世界脱贫几亿人口中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国的成绩。大家不记得了，改革以前的时候有3亿农民吃不饱饭，现在吃不饱饭的我看连300万都没有，很少很少。但是确实是分配不公平，他们改革的不多，但是有些有钱人改革是受益的非常大，所以也不见得是没有分享，有分享的。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旅游的旺季，那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嘛，是吧?这么多人有钱出去玩，这都是说明他们享受到了改革成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我看就是一个收入分配的后头，实际上是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或者换句话讲是特权在起作用，如果没有特权，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会这么的大。你看看真正有钱人有几千万、几个亿的人，他恐怕都跟特权有关系。
网易财经：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认为现在再说改革已经不合适了，改革已经走不下去了，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茅于轼：那不对，现在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改革没有改好。从经济方面讲，垄断太多，国有企业太强大，这个需要彻底的改，特别是投机问题。从政治社会讲，人权没有保障，或者反过来讲，有特权的人侵犯人权，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不敏感。老百姓敏感的是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后头是特权在起作用，这个特权看不见，收入分配能看得见。有的人很有钱，能看见，但是权势的不平等很难看得到，而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人跟人不平等。
中国这个社会有几千年的特权传统，皇帝老子是最有特权的，底下是一品官到九品官都有不同的特权。所谓特权就是他可以侵犯人权，他不能侵犯人权就没有特权，大家都一样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所以经济上、政治上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革，不是说改革到头了。
网易财经：回顾改革，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茅于轼：简单说，最大的成功还是财富的创造。中国在全世界拿财富创造来讲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30年中国整个摆脱了贫困。我们从全世界排行最末，现在排到了中间稍微偏上一点了，我们不是一个最穷的国家，我们是中等，而且还稍微偏高一点的国家，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功。
最大的缺陷我觉得就是分配问题。贫富差距太大，但是这个问题重要的原因，还是跟社会的地位和特权有关系，我方才讲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太见，只有长安街上那个特权车可以看得见，他可以左转弯，别的你看不见。特权车只是特权的冰山上的一小点，底下还有一大块的特权我们看不见。
限购侵犯产权
网易财经：一方面，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有很多助长政府干预的呼声。比如，很多人赞同住房限购，甚至要求政府限购。您怎么看限购?
茅于轼：老百姓不懂经济学的。我在因特网上发了不少意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你比如说我提北京现在倒车这么困难，你出租车不涨价不也供不应求嘛，但是网上90%的人都反对我这个意见，出租车不可以涨价。你听老百姓的就完了，经济学不那么容易的，供不应求就该涨价，这是经济学铁的规律。北京市政府我觉得这方面就太软弱了，所以说老百姓要求政府限购，那就完全错了。限购是开倒车，要是说政府能够随便限购，我们口袋里的钱就不值钱了。
网易财经：有学者说，限购不是侵犯财产权，您同意吗?
茅于轼：当然侵犯财产权啊，侵犯你的钞票的使用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有钞票嘛，是吧?它限购一样东西，就等于是抢走你一部分钱。它有很多办法侵犯你的财产的所有权，比如说通货膨胀，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还比如说收你的税，这都是侵犯你的财产权的。所以这些行为都要特别加以关注。通货膨胀这是不可以的，加税也是不可以的，限购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侵犯人家财产权了。
网易财经：在保障房问题上，很多人赞同政府建保障房，对于保障房中的腐败问题，他们说依靠加强监管来解决，这种思路可行吗?
茅于轼：保障房的根本问题还不是腐败问题，它是没有效率，没有公平。没有效率，我们知道最有效率的是商品房，那是效率最高的，创造很多财富的，但是它缺乏公平，所以要用，那你采取一个措施，你牺牲一点效率，得到公平，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保障房没有得到公平啊。谁得到了保障房?不是收入最低的人，而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看看经济适用房谁买的?那个政策的设计就错了，他要求你拿几十万来买这个经济适用房，拿得出几十万的是最低收入的人吗?所以公平不是帮助普通人，而是帮助最低收入的人。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
改革面临危机
网易财经：您认为，政府还会回到改革的轨道上来吗?
茅于轼：这个要看很多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国内经济如果形势很好，它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如果形势很糟，它就不得不改了。还有国际上的压力，国内国际的压力，会产生一些改革的动力，不得不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会改革。老百姓不愿意改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并不懂得经济，不真正懂，认为靠政府能解决问题，很多老百姓是这么想问题的，这个想法非常有问题。
政府有一种倾向，扩大它的权力，这个也就是跟改革是背道而驰的，改革是要党政要分开，党就管你党的任务，政府是管行政的事情，这两个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现在是党政不分的，所以这就很糟糕了。要看有没有产生改革的压力。
网易财经：您认为从民众的观念上来说，他们还会不会重新转向赞同改革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已经不喜欢改革了，不喜欢这个词。
茅于轼：对，你说得不错。你回过头来看我们改革30年的历程吧。最初的时候改革有很强大的推动力，因为那个时候太不像话了，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包括工人都想要改，没有什么阻力，大家都要改。但是一开始推动改革以后，阻力就来了。你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要民营化，百分之百的国企那怎么行啊?那国企怎么变成民营呢?这个问题就全世界的难题，但是中国把它解决了。中国解决的办法就是国企员工下岗，几千万人下岗，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是整个改革推进了，而且最后他们下了岗，他找的比原来的收入还高了，他们没吃亏，临时吃了点亏，当然也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吃亏呢。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国企的劳动力，转成民企之后，他扩大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