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线)登陆创业板。出现在深交所的光线总裁王长田，穿了一套商务西装，偏白的衬衫，偏红的领带。官方仪式上，领导一本正经的发言结束。轮到王长田发言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忘了写讲话稿，脑子有点懵。
对王长田来说，那是他生平发言最差的一次，说话有点语无伦次，磕巴，中间一度有些哽咽。事后，他承认自己在上市现场有点走神。他曾如此对媒体说，“我们自己知道，光线做得挺不错的，应该早点让人知道。”
发言结束后，他接受了信息披露等培训，中午跟同事、券商和财经公关吃饭，下午就飞回北京，飞机晚上7点多到。“我直接就开车回公司上班了，一路上什么也没想，”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心境。
资深媒体人牛文文在微博上如此感慨——前记者王长田40亿身家，媒体人难免心里翻腾。长田不易：1、埋头奋斗12年，中间没有因其他诱惑转型过，也没因为TV的打击放弃过;2、12年没有天使也没有VC青睐，靠自己的现金流走到了上市，实实在在“骆驼公司”;3、没有豪华团队，只有个把老兄弟，被人骂家族企业;4、耐得寂寞，身在秀场，鲜见秀场。长田这劲头，不容易学啊!
王长田，被称为中国娱乐新闻“教父”，《南方周末》对他的评价是：“不是过去文化人的最高赞誉‘精英’这个概念所能概括的。”
1999年，制播分离把电视界的天空撕开了一个裂口之后，光线传媒抓住了契机，而背后的掌舵者正是王长田。
如果仅从一个成功的商业故事的范本去考虑，不足以涵盖光线作为一个范本的意义。光线的业务内容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当民间资本介入传媒娱乐业，政策层面模糊不清，且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是以王长田为代表的民间资本无法绕开的一个时代命题。他们在夹缝中左冲右突，成长起来。
王长田说：“制作业从来没有春天，也没有冬天，任何一个行业同时都有冬天和春天，你自己做得好就是春天，自己做得不好就是一个冬天。”
不安分的人
1988年王长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工作，负责对外新闻宣传和内部资料整理。一年零八个月后，王长田看到了一份新报纸——《中国工商时报》。
他回忆说，“当时是《工商时报》创刊第二天，我看见了创刊号。1989年的10月7号，当时我们处长不知道从哪里弄了这个创刊号，我一看就很激动，怎么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一份报纸?当天下午，我就拿了报纸上了报社，问报社的领导要不要我?得到的答复是：同意你过来，该办手续就办手续吧。”
在报社，王长田有两个特点，一是很难记住人名，二是算账的能力非常强，对各种经济数据过目不忘。记不住人名在一个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很悲惨，王一直不认为关系是最重要的。
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副主编的杨大明曾经评价王长田是一个好记者，3年后他升任市场新闻部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长田见到了北京电视台的副台长吴天锡，吴要办一档全新的新闻栏目。很快，王长田跳槽了。
在《北京特快》推出前，王长田曾这样分析当时的电视新闻节目：“节目大多节奏比较慢，没有包装，语言很差，角度不好，信息量小，思路太正，批评的声音太少，评论的声音太少。”当时的电视圈，流行的也是这个套路。这种弊端，给王长田留出了一片空地。
《北京特快》推出后，以节奏快、信息量大而著称，一改过去颂歌式的新闻报道方式，这档节目迅速打进北京地区收视率前三，直接导致了《东方时空》改版。
1998年7月，因为一个特殊事件，他告别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北京特快》。此后，王长田同几个媒体朋友成立了“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5个合伙人凑了10万块钱，靠写策划和拍摄专题片赚钱。
王长田喜欢用美国诗人罗伯特 弗罗斯特的一首诗《未选择的路》来表达他转型的原因：那天早上，有两条路，相差无几。都埋在还没有踏上脚印的落叶底下，而我，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打擦边球的《中国娱乐报道》
1999年1月5日，北京下完春节后第一场雪。王长田和弟弟王洪田走进西三环的一个胡同 “万寿寺北里”。他们穿过灰砖结构的居民区，在一个4层的砖楼下停下脚步。楼很旧，楼门的防盗门虚掩着，上方有几个非常陈旧的字——嘉德写字楼。
貌不惊人的嘉德楼，见证了王长田和他的光线传媒的成长。所有的成长都伴随着痛苦，对光线传媒来说，也不例外。由于几次竞标的失败，到1999年3月，5个合伙人走了4个，就只剩下王长田。
体制内10年的工作经历，让王长田对电视台运作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娱乐资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但在国内又是一片空白。王长田考察了美国和香港的娱乐业，发现娱乐节目都是综合性电视台的重头戏，甚至有专门的娱乐频道。
1999年4月，王长田决定做《中国娱乐报道》的样片，当时的光线只有8个人。最初选定的主持人不是日后凭借《中国娱乐报道》红透半边天的李霞，而是北京音乐台的DJ梁红。
王长田坚持了一点，“一样的娱乐圈，不一样的立场和声音”，他对主持人李霞的要求是“板着脸看笑话，要有冷眼看热闹的感觉”。在弟弟王洪田看来，王长田心中的理想模式是《北京特快》的范红军和胡紫薇那种快言快语、凸显个性的做法。
5月，样片出来了。试片里用25分钟的专题形式关注了娱乐圈里的北漂一族。没有资源，只好从新人下手。《中国娱乐报道》第一个人物专访是尚未从中戏毕业的章子怡：她坐在绿茵茵的草坪上，畅谈对张艺谋、巩俐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看法。
1999年7月，《中国娱乐报道》正式在湖南台生活频道播放，3个月后覆盖五十多个省市级电视台，平均收视率达8%。进入2000年，电视台的数字扩大到130家，被业内人称为“娱乐界”的“新闻联播”。1999年光线的收入是300万元，另一种说法是230万元，但一年后增加10倍，达到3000万元。
这时的王长田已经成了电视圈内颇为著名的人物。刘勇在《媒体中国》的开篇中写道：“他的成名不仅在于被同行所称道，而且在于他的公司生产的电视节目，《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已经在两百多家有线电视台被播放，而这些电视台目前自然都是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之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