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之父是怎么炼成的
当初郭氏家族全资投入炼糖业，当丰厚的利润滚滚而来时，郭鹤年又做出多元化国际化的决策，把放到一个篮子的鸡蛋又放回多个篮子里。
除了继续发展炼糖业，郭鹤年又将企业经营的触角伸到粮食、工业、航运、矿产，地产、国际贸易、保险（放心保）、酒店、建筑等多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他以巨资收购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香港无线电视等香港重要媒体，从而使他多了个“传媒大亨”的美誉。
在郭鹤年众多的王冠中，除了糖王之外，“香格里拉之父”的称号格外醒目。
七十年代初，亚洲政局大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经常飞往世界各地的郭鹤年又注意到旅游业将是一个重点发展区域。而酒店则是旅游业的发展工具之一，环太平洋区域拥有促进旅游业成长的最大潜能。
1971年，郭鹤年在新加坡建立了他的第一家酒店——香格里拉酒店。
像当年糖业一战一样，定位于高级酒店的香格里拉酒店又是一战成名。郭鹤年趁热打铁，开始在新马泰布局。渐渐地，香格里拉被认为是高级、与众不同的象征。而在郭鹤年创办的酒店中，只有最高档次的五星级宾馆才能命名为“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酒店提供了衡量亚洲酒店服务的一个标尺。比如“亚洲人的待客之道”，就发轫于香格里拉酒店，风行于世界。
打不倒的商业巨子
六七十年代是郭鹤年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似乎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后来他说了历年心得：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这位商界奇才也历经了几次商业帝国拓展中的失败。
早年郭鹤年的力克务公司就经营航运业，他的船队后来也成为家族企业的重要部分。七十年代的经济复苏让航运界十分乐观，船只被一艘艘造起来，到了八十年代大家却发现全球贸易虽然繁荣，但一些原产品加工生产已经转移到原料产地，而且飞机也被用来运货，航运生意日渐清淡。
经过慎重的考虑，郭鹤年决定从航运业中脱身，只保留在新加坡的太平洋船务。据媒体估计，他在航运业的损失高达1亿美金。
与此同时，曾经给他带来荣耀的酒店业在八十年代中期也陷入了低潮，不过他不再“断腕”。后来他解释道：酒店主人的成功故事，必定促使他人造更多的酒店，最终造成客房过剩，但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平衡之后，还会有一个盛宴期。因此郭鹤年相信酒店业还会看到“太阳的再度照耀”。
而曾让他最早成名的糖业在八十年代后期因判断失误，在糖的期货生意上遭遇滑铁卢。几次失误让郭鹤年对“成功是失败之母”有了特别的认识。不过他不会就此泄气。新加坡财经界由此评价郭鹤年不是一个在经济衰退时期会破产的人。
与中国的“不打不相识”
祖籍中国福建的郭鹤年与中国的结缘却是从一场贸易战开始。1962年还是“马来西亚糖王”的郭鹤年突然发现当地市场白糖数量急剧增加，他调查后才得知，这是来自中国的白糖。中国政府希望能占领这个市场，以赚取外汇。眼见中国糖物美价廉，郭鹤年并未退让，他从印尼调来更廉价的糖，终于夺回了市场，由此奠定他的糖王地位。
这次与中国的贸易战，却让中国政府对他刮目相看。
1973年，还在新加坡的郭鹤年被一个神秘电话请到了香港，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外经贸部的官员和华润公司的高管。原来中国政府希望他帮助国内搞一批糖，同时也帮做一些期货。在之后的几周时间里，郭鹤年漂亮地实现了承诺，不但帮助中国从巴西买回了优惠价的白糖，还从期货市场赚了四五百万美金，并按要求存入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这次联手，郭鹤年被定位为“爱国华侨”。改革开放后，他成为各地政府最受欢迎的投资者之一。
在上海，他参与了虹口区的重建以及闸北不夜城的部分重建；在杭州，他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在北京，他兴建了地标建筑物——国际贸易中心。即使在89年的政治风波后，很多外国投资者相断撤资，郭鹤年反而增加了项目和投资。
从在中国一系列的投资来看，郭鹤年不仅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个出色的观察家。他认定：一名生意人必需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
这种政治敏感度从他的父辈就可以看出来。早在郭钦鉴发家之后，他就与当地政府首脑关系很好，战后，他因此担任了米粮统治官的要职，负责采购事务。而郭家的东升公司还经营了政府特许生意，家族企业更赚得盆满钵满了。
第二代鹤字辈中，郭鹤年的大哥郭鹤举在外交界颇有作为，还曾被委任为马来西亚驻欧洲共同体育首席代表。
而郭鹤年一直对外声称，“我只是一个商人”。他本人并不热衷政治功名，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在经济上他对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和反对者都提供支持，但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更不愿接受媒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