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式罢工
5月25日吴长江突然辞去职务时，装配车间工人陈红没有听到关于此事的解释，甚至不曾近距离见过他。吴上一次到万州基地已是去年的事。过去的一个月，陈红的上司慢慢有了变化，他们告诉工人，应该将事件视为民族品牌的存亡；一周前，陈一早来到工厂，那里已是罢工现场。
吴在香港时关闭常用手机，一开始，平时外向的重庆籍上司们也觉得语塞。一位雷士上市公司的高管甚至对下属说，需要防备供货商为了讨还货款的袭扰。这是一家当地风评不错的工厂，管理层要求财务每月28日前必须下发工资。但在吴长江祸福不明时，管理层并不希望消息被工人们过度解读。
他们决定继续生产，暂不理会外界的传言。“当时工厂生产正常进行，未受影响”，万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一位人士回忆。
进入6月后涉案的传言对吴长江更为不利，但工厂生产仍在继续。只是因为订单减少，生产和仓储等部门每周休假三四天，但随着吴长江推荐吴长勇，希望重回董事会，并与投资人阎焱在微博上话语交锋，工厂开始给工人们透露情况。
“休假”开始以另一种形态出现。7月13日上午，重庆万州、广东惠州和重庆总部的雷士员工突然联动罢工。三地员工手持色彩和标语相似的横幅，抗议吴长江被“赶走”。但多个部门的工人都对本报记者说，罢工并非是一线工人的自发行为，几乎没人确切知道这些标语从何而来。
正如管理者所要求的，游行基本没有超出办公地点。13日上午，万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前往雷士调查。和工厂高层和基层员工沟通后，当地政府做出的决定也饶有意味：只要不上街影响社会秩序，政府不会干预“雷士公司的内部事务”。
罢工并没有直接表达经济诉求。矛头明确对准股东之一施耐德。有过施耐德从业背景的高管很快无法在办公室停留，他们的房门上被贴上标语。对于陈红等上千名车间工人来说，他们将会因为罢工无法获得计件工资。但从第二天开始，并没有人组织复工。
工人们每天上午8点前往公司打卡，随后就在工厂聊天或者睡觉。两个小时之后，工人们被允许回家或者回宿舍。第二天上午八点再到公司打卡。重庆雷士“总部”的职员也对本报记者说，当地员工9点到公司打卡，然后游行或各自回家。
“每天都像是在放假。”除了装配部门，仓储、运输等其他部门也放下了手头工作，只有行政部门的少量员工负责维持秩序。一位万州基地的高管说，在罢工开始前，部门内确实集体讨论过如何反对施耐德。“我只管讲我的观点，没有强迫谁一定要听，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组织？我觉得不是。”
7月19日，公司各部门分别开会，宣布到周日为止放三天半的“高温假”，下个周一上班。在厂房外墙上，罢工横幅依旧高挂，游行时播放的广播也并未消失。几位在微博上活跃的雷士员工20日说，现在不能确定是否会在下周复工，而关键是吴长江是否能回归。
进退同盟
工人们被要求呆在宿舍。这让罢工也显得像是无工可做。宣称关停订单阀门的是雷士各大运营中心。雷士公司直销的比例常年不足2%，因此存货积攒并不多。外部销售渠道传回的订单决定工厂产能。基层工人对吴朴素的支持，已是这对长期同盟显现力量的终端。
7月以来，雷士重要运营中心高层已多次聚集重庆与吴聚谈。6月吴在香港滞留时，也专门召见了运营中心高层。尤其在7月12日的经销商会议上，几乎统一口径提出吴长江回归，经销商代表进入董事会，增加高管股权等一揽子要求。
经销商集体挺吴亦曾在7年前出现。吴长江1998年在惠州创立雷士照明时，吴最初持股45%，同学和合作伙伴胡永宏、杜刚各持27.5%。此后三人经历一次增资，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股权由三者均分。
一位现已离职的公司高管说，早期胡和吴都曾分管销售领域，后逐渐稳定由吴分管销售；胡个性偏理性，分管生产、行政等事务；杜担任董事长。
在2005年三人对公司方向出现重大分歧。主要分歧是公司利润用于分红还是扩张。
吴长江一人倾向于利润用于扩大销售，他签字拨款购置土地，还提出一个超过10亿元增速接近翻番的年度销售目标。在最紧要的时候，经销商被组织到一个会场里，三位商业伙伴坐在他们面前。“大部分是劝他们三人不要再内耗”，而支持吴的情绪明显占了上风。
当时雷士还在施行代理商制度。吴和胡都各有一部分关系紧密的代理商，他们大体上掌控一个地级市的品牌代理权。吴以1.6亿元全盘接手胡和杜的股权前，即已开始筹建运营中心制度，300多家代理商面临盘整。
与吴合作紧密，且经营实力较强的经销商有部分升格为运营中心，掌控接近一省行政范围的区域，获得更大资源分配权。雷士运营中心与雷士公司每年签订一次协议，它们从雷士获得产品专营权，在推荐价格上下20%浮动销售；在利润分成部分，管理案例研究者一向认为雷士对运营中心本已让利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