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胡鞍钢于1994年3月撰写了一份报告以内参形式递给中央决策层。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特区不能再“特”了。
胡鞍钢认为，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他的理论根据是：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而当时的深圳方面的负责人则回应，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全国各地政策都大一统，不允许地区政策倾斜，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何况，经济特区还肩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任务。
30岁生日来临之际，在步入而立之年的历史节点上，各大经济特区都在为未来特区的定位和使命而思索。
“经济特区过去30年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在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做什么，怎么样实现加快发展？今后30年还能再干什么，怎么样再创特区新辉煌？”汪洋年初给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摆出了“三道题”。
经过30年高速发展，深圳受到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更早更集中。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当年经济特区聚集资源所依托的各项特殊政策，早已在全国走向普惠化。2007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合一，深圳特区一直享受的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随之取消。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说，这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最后一项优惠政策终结。厉有为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领衔提出提案，建议在新法实施后，继续保留经济特区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但未果。
“特区还能不能特下去”，这个当年争论的核心命题，在新的历史有了新的内涵。
“30年之际研究经济特区，就要考虑特区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初期阶段特有的现象，还是在改革与发展全过程都有意义、都需要存在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向本报表示， 30年后，特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它应该如何“特”下去，应该如何进一步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则认为，特区政策核心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先行先试。
“先行先试最重要的就是给予改革者试错权，而试错权的一大保障就是特区立法权。”李罗力说，能否用好特区立法权，以及如何处理特区立法权突破上位法的界限，这就要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和魄力。
事实上，特区没有被抛弃。在赋予特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方面，中央一直不遗余力。
继综改区、特区扩容获批之后，国务院近日又批复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确定深圳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
而中央将要送给深圳的下一个大礼包，可能是被视为将“创新特区模式”的深圳前海新区。
“前海新区可能将在近日获批，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规划也可能在8月份得到国务院批复。”25日，深圳市一位接近决策层人士向本报透露，为加快珠三角与香港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深度对接，深圳前海以及河套地区将建“深港金融创新服务区”，并在区内开展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综合试点。
如果前海新区获批，将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珠海横琴新区以及重庆两江新区之后的第五个国家级开发区。而作为深圳市政府直属的新型功能区，它也将扮演新一轮改革探路者的角色。
“取消区政府”，一直被视为深圳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在深圳“行政权三分”改革最初的设计者之一马敬仁眼里，前海新区如获批，则深圳力推的“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框架下的“市——功能区——社区服务机构”格局将逐渐清晰。
目前深圳实行的是“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模式，即“市—区—街道—社区工作站”模式。在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之后，原有的区级政府将不再作为一级政府，而是市府的派出机构，承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将被整合为社区服务机构。
特区新方向
除了先行先试，在深圳的决策者思考中，未来特区的“特”，还将体现在“好中求快”的“效率”上。
“在新的时期，特区的‘特’还在于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上，我们要能够最先见到成效，见到更大的成效。”王荣在给《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写道，深圳的“特“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的“特”上，更体现在更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上。
作为中国改革的探路者，特区也只有在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找准自己今后的定位。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区应在这些方面率先突破。”原广东省体改办、省特区办副主任罗木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