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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中国式商圈:铁哥们儿与老相识翻覆企业界

来源:中国周刊 时间:2009-11-18 22:50:11

1950s初—1970s末

  代表商圈:星二聚餐会

  商圈集体沉寂

  史学家朱英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商会的发展。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中,谈到近代商会他激情澎湃。在他心里,商会是商人们的家,尽管它在中国命运波折,但是依旧是最能为商人说话的地方。然而,令他比较遗憾的是,1949年后,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史在中国历史上一度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商会这一组织机构集体消失了。不过,曾经以商会为平台搭建起来的商圈还继续以私人团体的形式维持着。

  商圈里的企业家们共同经历了动荡年代,建国后也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一个“星二聚餐会”颇有声望。

  组成者是一帮“小开派”(在旧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老板的儿子戏称为“小开”)。包括: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几个人私交很好,都是同窗好友。

  荣毅仁,是“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儿子;盛康年,是盛丕华的儿子(盛丕华早年与虞洽卿等人合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东南银行、中一银行的董事,1949年后曾经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经叔平,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荣毅仁是校友,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1955年后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

  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交换意见。这些“富二代”,脑子里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新政策方针,他们有时讨论得非常尖锐。当时,即有人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盛康年为此还曾受过批判。

  反右运动开始后,“星二聚餐会”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四明堂事件”就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这起事件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纠纷。1957年3月11日,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老板陈济和学徒蒋业伟发生纠纷,学徒用水果刀刺伤了老板胳膊。此事起初由政府调和了事。荣毅仁留过洋,法治观念较强。得知此事后大怒,认为持刀伤人是违反法纪的,无论如何都要对伤人者进行依法处置。

  不料,荣毅仁一说话,民事纠纷马上就上升成为政治事件。因为,老板代表了私营企业主,姓“资”;而学徒代表了劳苦大众,姓“社”。这样事情就闹大了。而此时,盛康年因宣扬“定息20年不变”的言论已经屡遭批斗。有些人抓住两件事不放,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资本主义的尾巴”。

  此后,盛康年、荣毅仁等人进入了无休止的写检讨中。

  最后,“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等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了保护过关的政策。

  圈子至此,销声匿迹。

  1979年10月,荣毅仁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们,包括1957年反右运动时所谓“荣盛小集团”里的朋友。而此时,人群中已经没有了盛康年,他临死也没有被平反。

  阶级斗争面前,商人们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所有经济行为也会被赋予政治倾向。圈子一旦公开,不仅起不到团结企业家的目的,反而给自身惹上麻烦。

  “荣盛小集团”之后,企业家们行动更加小心翼翼,也不再公开聚会。

1970s末-1990s末

  代表商圈: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原始商圈的回归

  改革开放后,一批商人下海。不久他们发现,在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商的挑战非常大。

  此时,最原始的“官方协会”、“同业公所”和“同乡商帮”,首先浮出水面。

  就改革开放后的民营资本发展举例,中关村是一个缩影。《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对于当时的“中关村走私案”写道:“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当时,制度的建设并没有跟上经济的步伐,这导致违背既有法律制度的行为层出不穷,打着法律擦边球获得政策上优惠的事情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第一次面对市场的科研人员也显得手足无措。他们需要前车之鉴,没有。他们需要制度引领,没有。怎么办?

  最直接的方式是——同行交流。他们共同讨论相同的问题,以“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的方式,互相交流研究。中关村第一批下海的元老、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由最初的几个人开始讨论到最后形成规模,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需要同行企业家朋友的帮助。

  于是,同业协会陆续成立起来。其中包括,1984年成立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1985年成立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1987年成立的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后来分立出更小的圈子泰山会);1988年成立的中国电子商会。

  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政府开始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政策偏向也越来越明朗。政府开始重视民间经济力量,国家主流媒体也开始大篇幅地报道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典型。

  对此,政府以“官方协会”的治理思路,出面建设和批准了诸多的商业组织。

  譬如,面向全国商人的“全国工商联”,面向全国民营企业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等。这些都是个大圈子,他们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起到发布政府信息,引导行业发展的作用。

  与此同时,最传统的地域关系纽带被重新启动。潮汕帮、宁波帮、温州帮迅速膨胀。这些同乡企业家们在同一地域创业经商,有着差不多的创业经历,可以互相沟通彼此对当地政策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近邻解近忧,出了资金问题还可以“找老乡”。在福建晋江,还形成了突出的“闽商”特色。今天,丁、洪、柯、陈四大姓统治了晋江企业界。有人曾统计,这四大姓占了晋江经济总量的60%。劲霸、柒牌、艾登斯顿和瑞迪高登,四大服装公司互借仓库。他们之间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的事情,也成为常事。

作者:  责任编辑:金色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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