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人们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经营商业。随着更大商业利益的逐渐驱使,大的商业集团随之建立。
有一个例子,晋商发展中期,南方战乱阻断了茶叶商路。普通粮食生意赚一成,茶叶生意却可以净赚三成。巨大利益驱使下,晋商们组成不同的团体共谋财路。《乔家大院》中,乔致庸携带祁县晋商的股银成功打通茶叶商路,为晋商赢得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史实的确如此,在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运作下,晋商不仅垄断了茶叶生意,还垄断了盐业、票号等业务。后来,徽商的手工业贸易、宁波帮的轮船货运和五金业等也由此发展壮大。
这些商业集团,他们以家族、血缘或者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来。为了增加整体竞争力,他们互相支持,扩大商业资本,实现利益共赢。
那时,全国号称九大商帮,他们自筹资金,在各地建立公所,便于分散于各地的本帮商人联系。
19世纪末,商帮的历史开始改写。
那时,世界的眼光开始聚焦到纽约那条狭窄的华尔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大亨JP摩根,钢铁王国的统治者卡内基,迅速崛起。在日本,民营现代企业迅速崛起,一个叫岩崎弥太郎的商人以1日元的价格从政府那里收买了长崎造船厂,之后发展成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这些巨头在本国经济疯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商品充斥中国的商业市场。外来商品质优价廉,很快成为市场上的主打。
徽商胡雪岩,在和洋人的生丝贸易大战中,血本无归。随之,和胡雪岩捆绑的江浙丝商同盟瓦解,纷纷败落;远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因追赶不上先进的管理制度,亦冷冷清清。
传统商帮因为拘泥于封建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式没有准确的判断和创新,结束了集体的繁华。
此时,以宁波为代表的近代商帮赶了上来。
宁波开埠后,宁波商人很快融进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宁波几代商人互相扶持陆续来到上海,他们经商帮里的亲朋好友介绍,开始在上海创业。
清末,宁波人就在上海开了20家五金商号,当时,上海一共有25家商号;上海南京路有150家商号,有50家是宁波人开的。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商人虞洽卿掌握的轮船总吨位占到全国的13%。有人统计,当时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有1836人,宁波人有453人。
宁波帮中的著名人士迅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宁波旅沪同乡会”。其中著名的企业家有: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刘鸿生等。
1904年,以宁波帮为主要领导者的豪华商圈——上海总商会成立（时称上海商务总会）。
1900S初—1920末
代表商圈:上海总商会
在动荡中斡旋
上海总商会是全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已迅速影响中国商界,并成为主流。商会,也是在那个时期从资本主义国家模仿过来的。
上海总商会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笼络了一批上海滩的商业大腕。他们包括:“状元企业家”张謇;拥有20余家公司的旧上海大佬朱葆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上海“航运大王”虞洽卿;“商业自治领袖”李平书;“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刘鸿生;银行家张公权……
会长朱葆三,浙江宁波定海人,至1909年,朱葆三建立和投资了20余家公司,涉足五金、航运、金融、纺织等十余个行业,成为上海商界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连续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时传:“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第一次允许民间创立商人组织。到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华商联合会。1911年,全国各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员20万以上,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
商会,这个企业家组织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财力和人员社会基础,于是便成为政权争夺的角色。而商会本身,因为企业家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局限,为了自身利益的维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和不同的政权分分和和。
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1905年到1911年,企业家们不愿意战乱,而当时清政府又表示愿意立宪改革。于是,商人们成为立宪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然而,立宪运动的结果是:慈禧多变,康梁缺乏基层群众基础和财力,政府摇摇晃晃,失去社会信任。清廷无法再依靠了,上海总商会便开始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接触。
那时,出现了一个“民立报小组织”。成员是:李平书,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虞洽卿,上海“航运大王”;陈其美,革命军将军。他们时常在李平书投资的《民立报》报馆开会商讨。
之后,当1911年11月,上海宣布光复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任用了上海总商会的豪华阵容:上海总商会的董事虞洽卿和周顺卿担任自己的顾问,李平书担任民政部长,朱葆三担任财务顾问。
有人如此评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
史学家朱英也向《中国周刊》记者再次肯定了这句话。他认为,早期的商会有自身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周旋在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社会经济职能甚至行政干预职能,同时,他们狭隘而逐利,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仅仅是所在商圈的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总是在革命面前倒戈。
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将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部分市场归还中国,世界市场对于初级产品需求量加大,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大好。张謇在南通的大纱厂纱锭产量就增加了一倍;荣家兄弟联合上海“面粉大王”成立了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虞洽卿等人联合成立上海第一个物品证券交易所。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之前提高了30%。
拥有更加开放的市场,使商人如鱼得水。这时,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开始膨胀——他们要掌握社会治理权。
这个时期, 圈子显现出充分的社会威力。
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身份来管理城市。由此,上海总商会和政府分道扬镳。
然而,短暂的经济春天后,商人们再次陷入发展的沼泽中。与此同时,军阀混战,商圈开始寻找新的政权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