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将中国人的视角改为日本士兵，比喻成只不过“是用竹签还是铁线串羊肉”的不同，“事实上主料‘羊肉’是一样的”。
影片的结尾，日本士兵角川放走了两名中国人，并开枪自杀。这个情节更是难以被许多中国观众接受，他们在网络上展开讨论，认为这样“太美化日本人了！”
陆川承认在史料记载中，“大部分参战的日本老兵，在内心中是没有罪恶感的”，他解释之所以这样的安排，它更多反映了自己对战争的反思：角川的崩溃其实是战争强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表现。
“这个结尾给中国以外的观众看时，他们都接受角川最后会自杀。”陆川说，是否接受这样的结局“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
导演说，角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跟其他人是平等的。选择角川作为贯穿电影的线索人物，只是从创作技巧上需要由他来贯穿整部电影，这样创作剧本比较方便。尽管如此，陆川仍然把这条线索拉得小心翼翼，他强调说，在电影里“中国人还是绝对的主角，日本人的戏份才四分之一”。
“30万”数字下一张张中国普通人的脸
之所以想拍摄南京大屠杀的题材，源自2005年初，看过《可可西里》的美国投资方曾找到陆川，想让他做一个“亚洲版的‘辛德勒名单’”，剧本的主要内容是拉贝如何拯救中国人。
陆川因此花了两三个月查阅资料，却发现，大多数史料说的都是日本人在做什么，以及德国人、美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怎么救中国人的，可中国人做了什么却很少提及。于是，他决定放弃德国人拯救中国人的剧本，去拍他心目中关于南京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重新为中国人立传！同时也认真地去面对日本人。”
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陆川都提到“中国人脸孔”的产生过程。在看了大量的资料后，陆川只花了十几天，就在家里完成了剧本的初稿。同时他把那些相关的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对他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当初或许不经意的话，却让导演找到了他要在电影中最强烈想表达的方向：我特别想通过《南京！南京！》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他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事实上，在过去国产同题材影片中，当然有普通中国人的面孔。1988年罗冠群导演的《屠城血证》，是中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罗冠群在国内的史料中找到的“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为了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虚构了照相馆老板一家奋勇反抗日本士兵的故事；1995年，吴子牛执导《南京1937》时，他已意识到不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为了顾及中日关系，要将“日本人民和嗜杀的日本士兵”区分开，他把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让她和中国丈夫共同经历了7周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两部饱含寓意却主观杜撰的影片，都没有给观众及影坛留下多少可书之处，也逐渐淡出大家的记忆。
让陆川对《南京！南京！》尤为自信的，是影片里每一个主要的中国人角色都有原型出处，包括那个最后活下来的小豆子。“可能我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在《南京！南京！》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 为了让每一个个体都是鲜活而独立，陆川对服化的要求是：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件军服都有细微的差异。“当时选了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做造型，再拍照片，下次按照片来做造型。”
从电影里，也很容易地看到导演的这个创作意愿，不论是主角陆剑雄、小豆子，还是在被集体屠杀时，那些没有一句台词的中国士兵们；不论是妓女代表小江，还是一个个主动站出来去做慰安妇的南京的年轻女孩们……陆川都毫不犹豫地推给特写，把他们放大、停留在巨大的银幕上，也逼迫进了每一个观影者的记忆。
“这一点很难达到，也很累。”陆川说。
被放大的“抵抗”与“救赎”
其实，屠城下普通人的脸孔，在2007年更真实地出现在美国导演比尔·古登塔格拍的纪录电影《南京》中，只不过亲历者们讲述的依然是大家曾听说过的烧杀砍奸，尽管唤起了愤慨与记忆，却没有太激动。
更早前，美丽的华裔女性张纯如，1997年以一本《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就将中国人在1937年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公示于众，并将其带入了世界战争史的公共记忆之中。可平静而翔实的记录，在当时，也只是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