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是大富豪们拿走了。底层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财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加严重。李嘉诚在回归两年后就成为华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却不足十五平米，此外还有十多万人住在不足两个平方米的笼屋里面，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现今香港现状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对香港的治理是有失误的。“香港明天更美好”这个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起码对于香港的底层人民和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回归以后，他们的处境和未来变得更加黯淡了。
香港特首梁振英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于过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万人发展，已使用地区只占了所有面积约24%，扣除不可开发的山地，还有40%的可供开发面积，但是就是空着不让开发。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过于弱势，难以下定决心，因为一旦开发就会造成香港楼价下跌，让拥有住房的阶层利益受损。
董建华多次打算学习内地新建保障房，都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放弃了。香港想要修一条高铁接上广深高铁，死活修不动，因为政府太弱势，根本无法完成高铁所需的拆迁工作。这些问题，在大陆都不是问题，唯独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说是中央政府失职，还是香港政府失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责任。
底层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改革？就是一个舆论宣传战的问题了。西方的敌对势力也好，本地的像这样的资本势力也好，就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煽动，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为大陆不给香港民主，以及大陆人到香港来买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资源的问题上来了。
香港非法占中运动
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大陆的政制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对岸的深圳发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于大陆人民到香港来，那是有利于香港经济的，没听说过买东西还把人家给买穷的。香港的问题，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导致政府缺乏权威和执行力，无法大规模的配置公共资源，推动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资本肆意扩张。
但是呢，目前来看，在香港这个宣传阵地上，我们是失分的。青年学生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给洗脑了，觉得问题就是中央不给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运动。
所以我才说：“占中”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仅仅是鼓吹什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宣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资本家分道扬镳，不能再像回归前后一样，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为社会公平的改革，必定会触碰到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强权特首”制度，要让特首扮演一个像回归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说是像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党委书记的角色，一个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职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会的职权，因为这个陷入党派斗争、不用对实际决策负政治责任的机构，是很容易因为各方面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四分五裂、无所作为。变成一个极端势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坚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书记、市长；另一方面，又不宜完全的坐视不管，让港内港外的敌对势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在舆论上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
两方面均衡的结果，一个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强权特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关键时刻以“每天向中央汇报”的方式效忠，最终促成了这一政治决策。
所以，占中结束以后，李嘉诚收拾家当准备走人，梁振英态度强硬发表施政声明，批评大学反对派刊物，对“占中”领袖秋后算账。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李嘉诚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来，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业在香港的未来。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
二十三条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国情教育也一定会重新启动，土地与住房制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过程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依赖于土地形成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触动。这个时候把资本注册地迁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税天堂，其实是在给自己准备退路了。香港明天会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会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