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解放军世纪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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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复兴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多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着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显然，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