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分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
爱太深，容易出现裂痕。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