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在钤山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他33岁时喜得贵子-严世蕃，这个后来为他带来无尽烦恼的儿子对当时的严嵩来说，却是上苍赐给他的珍贵礼物。他为此欣然作诗道：“三十年过方有子，却论情事集悲欣……”严嵩归隐期间共作诗700余首，同时应袁州知府之请，总纂《正德袁州府志》。严嵩如此这般的生活，的确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淡泊名利的书生才具备的。
从正德三年归隐，到正德十一年复出，帝国政坛依旧风起云涌。刘瑾一手遮天至正德五年，被另一太监扳倒，随后帝国大治刘瑾奸党，“一时朝署为清”。原以为吏治会从此向好，却未料武夫江彬入京，祸乱又起。正德皇帝施行京营边军对调操练，江彬得他宠信，在宫内操练营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而正德经常做总司令状不时加以检阅，又每每微服夜行至教坊司观乐，不理朝政已成常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36岁的严嵩结束了归园田居式优哉游哉的生活状态，选择复出了。
复出后的严嵩，还是做翰林院编修，依旧无多大实权，依旧是个愤世嫉俗、不合时宜的小官员，与他交游的人物也都是一时名士。一个毫无背景的翰林院编修，能与如此多的名家大儒相互唱和，说明严嵩作为一个书生官员，其文字功底应当是很不错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严嵩的青词之所以写得好，跟他文章写得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这一点，也是实打实的功夫啊。
作为公知，严嵩复出后书生本性不改。批评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喜好游玩作乐、不理政事的背景下，严嵩的那些慷慨陈词除了为他博得更多的清誉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或者说坏处。
随后，嘉靖皇帝统治帝国，严嵩的仕途有了一个小小的转机。他先是到南京做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年），45岁的严嵩升国子监祭酒，从南京回到北京。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主要任务为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严嵩虽然在职务上有所提升，却依然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嘉靖皇帝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下，而此时的严嵩仍旧书生意气，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但是没有人知道，一场静悄悄的、来自他性格深处的改变正在进行。三年之后的嘉靖七年，严嵩开始变脸，他不再是一个清纯的书生，而变身为遵循中庸之道的仕途中人了。
柔媚
嘉靖七年，严嵩由国子监祭酒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相当于从一个闲职单位的副厅级干部摇身一变为实权单位的副部级干部，从而进入了中央直管的高级干部行列。
这一年，嘉靖皇帝朱厚熜给严嵩派了个任务，到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这个工程是在嘉靖皇帝已故生父兴献王园寝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正德皇帝死后无子，从族系上讲，朱厚熜为他的堂弟，血缘关系最近，因此得以入继帝位。嘉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顾百官反对，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帝，并且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由此在他心目中，显陵扩建工程是个关系到孝道的重大工程，非稳重老成之人去主持不可。严嵩这一年48岁，从年龄上说老成是老成了，稳重则未必。因为以往他的所作所为，给世人留下的是一个愤青形象。现在人到中年，他会不会从愤青沿袭为愤中呢？的确，严嵩此时的仕途正面临一个拐点，或者借此机会一跃而上，或者老毛病发作，继续愤世嫉俗，将事情搞砸，从而在仕途上遭遇重挫。那么严侍郎接下来又是怎样做的呢？
严嵩到钟祥后，遵照嘉靖皇帝“如天寿山七陵之制”的要求对显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扩建工程前后共征用民夫两万余人，总花费达白银60万两。作为一个礼部侍郎而不是工部或者户部侍郎，严嵩能做到这个程度可谓尽心尽责，功德圆满了。但谁都想不到，严嵩功成还朝后竟然节外生枝，他上了一道与显陵扩建工程完全无关的河南灾区灾情严重的奏疏，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
这一年是嘉靖七年，帝国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平定吐鲁番武装力量进犯肃州的图谋；平定瑶民起事；重订《大明会典》；颁示《明伦大典》；通惠河得以修浚。帝国不说欣逢盛世，也谈得上有所作为了。特别是这一年，嘉靖皇帝经过大礼议事件后终于为自己的生父生母加上皇考、圣母尊号，并且诏告天下。正所谓是吉祥如意之年，是不能给皇考、圣母抹黑的。而严嵩督建的显陵扩建工程其实正是吉祥如意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他而不是别人在工程完工后上河南灾情严重以至于发生“人相残食”惨状的奏疏，事实上除了用脑子进水来解释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说通。
但是很幸运，嘉靖七年的严嵩最终却有惊无险，不仅没有受到皇帝的严处，反而得到嘉奖。这又是为何呢？原来严嵩上的不是一道疏，而是两道。他在报忧之后紧接着又上了一道报喜之疏。严嵩在奏疏中说，他这次督建显陵，途中所见除了灾情外更多的是祥瑞，特别是立碑所用之石非同凡响-“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严嵩因此欣欣然建议皇帝要撰文立石以记此祥瑞之事。严嵩的这两道奏疏一忧一喜，先忧后喜，再没有了以往作为书生时代的严嵩所具有的有话直说、直抒胸臆的品质，而是暗含机心-先呈河南灾情严重疏报忧以体现他的忧国之心，后呈祥瑞疏以体现他的忠君之情。一忧一喜实际上表达的是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两个字：柔媚。柔媚是仕途中人的基本功，却非书生本性。嘉靖七年的严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变脸，从愤青转变为媚中。很显然，嘉靖皇帝是很乐见严嵩的这样一种改变的。对于严嵩的报忧疏，皇帝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他发布指示称：“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至于报喜疏，嘉靖皇帝更是表扬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总之，严嵩是报忧报喜两相宜，深谙为官之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