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2年底，12月25日，蒋介石仍在敦促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迄至1933年2月日寇侵热，不但汤玉麟问题没有解决，热河防御更是丝毫未曾着手。…[详细]
1933年3月4日上午10点，日军进入热河首府承德。
张学良的自我辩解避重就轻，推卸责任
对于热河失陷，张学良晚年有一段自述，自认为“此一问题，是我上对国家，下对热河人民，一件重大的过失”。其中重点提到自己没有能够及时解决汤玉麟，“致使他久祸热河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实觉对热河的父老，深为咎歉。”但张先是把汤玉麟问题的不解决归咎于孙科，说孙科的代表曾“在汤处大事活动，希囹拉拢汤之武力，而为汤撑腰”，使商震部队入热取代汤玉麟的计划受挫;又说汪精卫“通电促我下野，致使热河问题，整个停顿”。
张的这些推辞明显是不成立的。孙科政府仅上台三个月，即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搞垮。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政府内的力量，亦远非孙科可比。张有蒋、汪的支持而不能解决汤玉麟，却归咎于势单力薄的短命孙科政府，实在荒唐。汪、张交恶后，汪精卫实际上也未能逼迫张下野，他仍以代行北平军委会分会委员长的名义，控制平津，蒋介石也继续督促、支持其解决汤玉麟，但张始终没有动作，终于发展到“汤虽口中承诺布防，但始终未向前调动一兵一卒”。张也知道这些推辞难以服人，也承认“热河汤玉麟的问题，……我不能诿过于人。……我早知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以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最值得一驳者，是张学良的“要玉碎不要瓦碎”的不抵抗理论。锦州之役，南京屡屡电告张学良，命其抵抗，但张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锦州的东北正规军未对日军放一枪一弹。张不抵抗的原因，据东北军将领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记记载：“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是指全国抗战而言，所谓“瓦碎”，是指东北或锦州的单独抵抗而言。换言之，张学良坚持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一日未能发动对日全面抗战，则东北军一日不能誓死抗敌，决不“瓦碎”。张的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论，在1932年汪精卫亲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时，被再次提出，张拒绝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对全面抗战)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全面抗战”与否，成了张手里用来对付南京的一面极有效的盾牌。
但张没有可能不知道，南京政府在1932-1933年间的抗日策略，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对此有充分的说明：“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该政策，是国民政府宁、粤双方代表1931年10月间在上海召开团结会议共同商定的，其要点有三：1、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2、不主张对日宣战;3、不主张退出国联。就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而言，对日宣战进入全面抗战，确非其时，以局部抵抗来达成交涉，进而阻止日本侵略行动的扩大，是相当务实的做法。这一政策，不但是政府内部的共识，也得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对此一方针，张学良不可能不了解，何况胡适作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坚定支持者，此一时期更与张来往甚多。在明知“全面抗战”尚非其时，政府只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情况下，张无视南京的命令，擅自率东北军不做抵抗撤出锦州，无疑等于是在拆南京的台——既无抵抗，自然也就丧失了交涉的资格。
事实上，即便热河之战前夕，当局宣布全面抗战，东北军也未必能够承担起抗战的重任。首先，张学良的地盘意识与汤玉麟并无二致。当日军部署攻击热河之际，华北地区的非东北军系将领如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曾联名要求蒋介石北上亲自坐镇主持部署，否则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但张并不希望蒋介石北上，曾委婉致电蒋说：“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紧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请令(宋)子文兄先行来平”。张的意思，显然是借宋拒蒋，但蒋并不答应，他告诉张：宋子文无法抽身，“如兄赴热，弟可北来”。蒋的意思，是要以自己的北上，把张逼到热河抗日前线去。蒋欲北上的同时，还曾想要调中央军一道北上，但也被张拒绝——1933年2月14日，蒋在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上批复道：“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恐友军多虑。以(张)汉卿前嘱(蒋)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线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未详明。故未开战前，中央军不如缓上。”但蒋却没有料到，在没有中央军存在的情况下，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北上，热河就沦陷了。
其次，在热河沦陷后的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的抗战欲望也明显不如其他部队。热河之战中，抵抗最坚决，损失最惨重的，是后来以盗陵而臭名昭著的西北军孙殿英部;长城抗战中，以宋哲元的西北军和徐庭瑶的中央军作战表现最为突出，晋系的商震部也损伤惨重，东北军几乎没有表现，古北口的王以哲旅得知张学良下野，即脱离前线“退至北平附近”，只得以中央军补入前线;张廷枢师则“因稍有伤亡，自动撤回，致左翼城墙为敌所占领。”胡适更是痛心于东北军军官的贪污腐化已至极点：“九一八后，东北军人虽遭绝大耻辱，他们在关内的行为无一不是存了日暮途穷的颓废心理，只想快发财，毫不体恤士卒，更不系念国家。拿这种颓废堕落的军官来抵抗那抱着并吞东亚野心的日本军人，岂非以卵击石吗?”…[详细]结语热河沦陷后，张学良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遂与蒋介石商议后宣布下野。张后来回忆称：“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弃之如敝屣，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蒋却在日记中记载：“子文以军队安置甚难，去汉卿甚有难色，汉卿亦不甚愿去职。余与之决定，劝其辞职，且速离平。”孰可信孰不可信，读者当可有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