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3日，日军发起“热河作战”，仅仅10天，面积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即全部沦陷，举国震惊。热河瞬间沦陷的直接责任人，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省主席、奉系军阀汤玉麟。此人土匪出身，嗜财如命。其治理热河，横政暴敛，大种鸦片，据杜月笙下属郁咏馥讲，“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为销售”，热河沦陷前夕，汤玉麟不去指挥作战，而是忙于征集卡车赶紧把鸦片、家产运往关内。汤部热河兵力号称8万，其实大部分吃的空饷，实际兵力不过2万左右，且军纪败坏，战斗力极为低下。汤玉麟自己很清楚，面对日军的进攻，“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同时汤又割据意识浓厚，视热河为个人私产，宁愿与日军互通款曲，被日军攻陷，也绝不愿意其他部队进入热河。整个热河之战，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全盘指挥可言，没有进行过一次主动进攻，大部分防御战，都是在伤亡不过数十人的情况下即全线崩溃退却。日本军官铃木美通在日记中写道：“汤玉麟曾通电全中国，‘誓与国土共存亡’，但十数日汤却如云如霞，不战而逃。”
汤治理热河，其暴政之烈，已至将百姓驱入日寇怀抱的程度。张学良对胡适讲：“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胡适当时担任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理事，颇能得到第一手的前线信息，他也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 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当时传言说日军仅靠 128名骑兵，即不费吹灰之力攻陷了汤玉麟坐镇的热河省府承德，汤落荒而逃，不知所踪。此事在当时被国人视作民族的奇耻大辱，殊不知若干年后，据日方资料披露，承德的沦陷，仅系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参谋河野悦次郎所乘坐的一辆装甲车所致，河野当日乘车侦查前线，发现城内守备荒芜，即下令冒险冲入城内。一辆侦查装甲车，至多不过承载十数人，较之当年128名骑兵之传言，于国人实可谓辱无可辱。日方史料还证实，承德百姓确实拥上街面欢迎日军，与张学良、胡适当年所得到的信息可以互相印证。…[详细]
左起：张学良、宋子文、汤玉麟、孙殿英齐聚热河商讨热河防御战事。
蒋介石事前曾反复要求张学良解决汤玉麟，但张犹豫不决终未执行
热河十天尽失，但南京国民政府积极筹划热河防务，却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3月。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鉴于淞沪国军难以久持，为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政府曾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等部调往热河。结果因张学良的反对而作罢。对热河在抗日大局层面的战略意义，南京方面是有充足认知的。热河是关外抗日义勇军的物资输送和人员补充最重要的通道，“伪满洲国”成立时公然将热河划入其“疆域”，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切断这条通道。此外，热河在关外，保有这样一大片区域，对翼护平津至关重要;反之，若日军取得热河，则可俯视华北，进窥平津。而且就攻防战略而言，热河多山，易守难攻，平津地区则是一片旷野，是日军飞机、坦克、重炮的用武之地，故而欲护卫平津，必须先保住热河。但热河政权操于昏聩无能的汤玉麟之手，不解决汤玉麟，则一切都是空谈。故而1932年6月的庐山会议中，蒋介石、汪精卫已共同决定命张学良先解决汤玉麟，占领热河，一者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二者威胁山海关日军，使其不敢轻易进窥平津。蒋并有手书交汪精卫带给张学良，嘱咐其依计划行事。但张学良并无动作，更与造访北平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彻底闹翻。
蒋介石此时忙于在南方完成剿共，故虽然对张学良与汪精卫闹翻很不满，视其为“纨绔庸弱之徒”，认为他没有解决热河的决心和勇气，但仍寄希望于张能够依计行事，毅然派兵入热解决汤玉麟。7月7日，蒋致电蒋伯诚，再次建议张学良采取强制手段，“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开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并表示“宁可先占热河，暂弃平津，亦所不惜”。随后，因张学良与汪精卫冲突时声称“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他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量”，蒋又派亲信张群北上与张学良面商一切，以使张确认解决汤玉麟完全是蒋的意思。但张还是未能如蒋所愿，拿下热河。
张学良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胡适说他“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热河不守，则平津亦不可守;保住热河，则平津虽失，也必有收复的一天——这是包括张学良也承认的客观形势判断。但张一面担心日军趁虚侵略平津，一面又忧虑不能顺利解决汤玉麟;既对防守热河缺乏信心，又幻想与日本人互通款曲的汤玉麟能在平津与满洲之间起到某种缓冲作用。种种犹豫不决的结果，是张不但没有按蒋介石的计划行事，反而将中央有意撤换汤玉麟的消息透露给了汤的儿子，以求拉拢汤。热河作战时，汤即以此为由只要军需不要援军。
整个1932年7-8月，蒋介石一直在不断地通过电报督促张学良进兵热河，解决汤玉麟。张群的到来曾一度让张精神一振，表示将誓死贯彻蒋对热河的处置计划，但很快又习惯性地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7月23日，蒋介石又一面致电张群追查张学良是否按计划出兵热河，一面指示汪精卫、宋子文，务于本月给张学良筹款50万元，“以免藉口中止进兵”。蒋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全，但到7月30日，张的热河政策已经变成了“责成汤玉麟专事防御，监视日本态度”，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在8月5日再度致电张，要他“既决心进兵热河，即当速进”，“否则时机一过，必致败亡”。稍后发生汪精卫与张学良交恶事件，汪指责张无抗日之意，愿以自己的辞职换取张的辞职。蒋介石两面安抚之余，仍竭力催促张学良迅速解决热河问题，要求“无论汉卿辞职与否，应于三日以内，亲率所部急趋热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不宜稍涉游移”，并提出上中下三策让张学良自己选：“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结果，张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三策，以至于蒋慨然长叹，认为张学良“诚不足与共事”、“ 可痛、可叹”。稍后，北平绥境公署改组为北平军委会分会，以张学良代行分会委员长职权，所谓辞职，不过是换了个名称继续控制平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