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改变了主意，不想错过伯尔基金会3个月的资助，但到正式开始还有4个月的时间。他们1993年4月中搬进了我在柏林克洛茨伯格的住房。
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闭门写作。每次我想进去打电话或看体育新闻时，他们就把笔记本合上或遮住，飞快地换个房间。最终我才知道原来在写《忏悔录》。顾城在读《圣经》，开始谈自己如何坏，如何恨自己。谢烨帮着写下和修订他读在听录器中或写在纸片上有关他在新西兰的生活。这时她已知道，他在写遗嘱了，或许是这点使她越来越不安，使她伏案记录而不是在意那些顾城讲的与英儿具体又色情的冒险故事。他们狂热地工作，只有吃饭和散步时才停下。她去厨房时，他就躺在符腾堡街7号后院梨树下的长椅上，让邻居们颇感惊慌。他说他实际上在工作，在追思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在怀想一个宁静的地方。好几次我得去叫他吃饭。他们散步是出去玩玩，到邻近克罗茨伯格的虹恩街的儿童游戏场打打乒乓，或去梅林坝的旧墓园看看。谈话的时间很少，但打打几分钟的乒乓球倒是其乐无穷的。
5月中的一个周末（5月14-15日），正逢柏林最美的时光。法布尔那本书的中文版寄来了。这书简直是他的《圣经》，他赞叹其语言美。他也谈到另一本《圣经》的文笔，他只能用中文读，他说没译好，中文读起来一点都不美。除了法布尔的书外，他说《奥赛罗》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读物。但他指的恐怕是《哈姆雷特》吧？还有两本书也使他想做个“好人”，一是哈代一本不太有名的书，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我问组诗《城》里的人物“她”是怎么回事。“她是顾城离开中国前在北京认识的一个小女孩。”谢烨神色愉快地说，她也喜欢这女孩。我不太明白。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孩子，多吃点。”），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我们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做酸辣汤要用肉泥，我需要一把快刀或菜刀。他给我磨了一把中国菜刀，特快，亏得他叫我小心。谢烨骄傲地说，他磨刀真内行。
吃饭的时候，顾城给呛了，他吃不来辣的东西。我们在谈人的幸福。他从前的幸福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时光（他送了些当时的照片给我的档案库）。眼下呢，没有什么比谢烨杀掉他更幸福。
我们站在阳台上望着约克桥前旧车站的一场大火。大战后铁道再没投入使用，荒草萋萋，爱去那儿散步的不止他俩。看见火光，谢烨想起了木耳。
我柏林的房子若住了人，我一般就睡到厨房里。顾城知道我起得早，而他自己又失眠，便总有违习惯地很早遛到厨房来。他总爱提些问题，而我正低头批改试卷，一时答不上。为什么人与人不同？一个星期天上午（1993年6月13日）他想从我这儿知道。那是为了让谢烨这样的人来爱你，几小时后我才对他说。他不太满意。最好既没有男人又没有女人。说这些的是一个把自己当作女性而把谢烨当作男性的人，一个只想像贾宝玉那样生活在女人中的人。奇怪的是，《红楼梦》的问题他又看得很清楚：只有对美的零落哀悼，而不是对人之死，比如说对别人的逝世，林黛玉就无动于衷。
死又这样潜入了我们的谈话。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其他的人只是“人口”，也就是说是动物，没有神正好，他可以任意杀人。他把死理解成“无生”，它是某种变化或梦或睡或某种“未知”的东西。
这个阴雨绵绵的柏林周末，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忏悔录》完成了，他又在写《城》，并同意想着法兰克福神学和哲学家请他去作的报告，主题是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我帮了他，不过是在其他领域里。我们一起用一根木棍修好了洗衣机，它被一件衣服搅住了。
不久，他作报告的那个前夜（至于报告，后来俩人兴高采烈地说是成功的），好容易才阻止了他自杀的想法。
8月中他们从克罗茨伯格迁到艾弗尔。还没过一周，顾城就在8月23 日虐待了谢烨。她进了医院。直到8月16 日的周六，他们一直在吵，她要求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她想单独回新西兰。然而，没有找到救护车。星期五他们说和好了。他们想经波恩和柏林回家，但先得去心理医生那儿。顾城要不要送医院，就看谢烨的决定。她因他的哀求心软了，并声明说，她爱丈夫，想跟他一起回新西兰。他们在别人的陪送下于下午到了波恩。我跟我的工作人员约好，早就到了城里来送行。我看着静悄悄的顾城，他答应改进，愿意变好，关怀儿子，做个好丈夫。打谢烨的不是他，从前谢烨手上最小的一点伤疤都会让他最最心痛，因而打她的不是他而是“它”。他说，《城》这组诗他很难写完。这听上去像是某种变化的征兆。是的，他保证再也不写东西了，甚至《忏悔录》的写作他也发誓放弃。我看着谢烨，她隐蔽着伤痕，一如既往地微笑，容光焕发。但为何告别后她还在阶梯上久久回望？我们多年后或许会在新西兰的“无历史”中再见，我还以为这是说着玩儿。厅里她身后站着顾城，他的瞥视短促，却依旧那么温暖，而世界不久就会质疑这温暖。
第二天打电话到柏林没找着人。他们到了克罗茨伯格，并给一位熟人留了张便条。我9月10日才读到：我们开路了，再见。那么在永别前呢？他们跟柏林许多朋友都告了别。顾城跟人玩牌，显得很好处，赞叹死之美。谢烨却惊恐不安，似乎她预感到他有关身体哲学的后果：如果某一部分想死，那么整体就得跟着走。
他们在美国呆了几天或几周，那儿发生了什么，现在只有猜测。在柏林我就注意到他们总是像对夫妇一起出现，他不让她单独出门。她若想去看电影，他就陪她去，毫无兴趣，打着瞌睡等电影放完。我闭目可见他跟她在克罗茨伯格一起购物回来。突然间日常事务对他产生另一种含义。据说她在美国时就像他的俘虏，他对她越来越坏，像待一个奴隶似的。谢烨早在伦敦时就讲到过虐待的事。到了奥克兰，据说他不准她跟人说话和打电话，24小时地监视。从来就是他说了算，现在他也不准她跟儿子在一起。谢烨几周来原本就憔悴不堪，回去后（9月24日）更恶化，而顾城却越来越冷静。他马上就想去借枪，未果。朋女们都想来帮忙，她想带孩子逃跑，没成。有人出面干预了，劝他分居，他同意她住到他姐姐顾乡那儿。他学开车和打字，都是她教。分开前他还有个最后的心愿：再给他10天时间，他想跟她一起为儿子写本书。她同意了。白天他们在顾乡的家里一起工作，晚上便各走各的路，直到星期四晚上，他受不了了。星期五上午他在研读交通规则，给她打了个长电话，请她下午来教他开车。他在停车场手拿交通规则的书等她，她跳出车来，想逃脱，因他准备了一把斧头。他从后面击中她，头骨破裂，背上满是伤。谢烨并没死，喘息着。他到一棵树边挂好绳索然后去屋里洗手。他严词喝令他姐姐说，他杀了谢烨，现在要自杀，她不准来阻止他。他上吊了。他姐姐去找谢烨，叫了急救，把弟弟从树上解下。他还活着，沉重地呼吸着。她根据他的指示，没有帮他。谢烨两小时后因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
顾城是从“文革”以来就一直想自杀而未果的人，有一天突然自杀成了，这似乎不太难理解。但他为何自杀之前要杀妻、夺走他孩子的母亲呢？对这问题的回答已经搞得神乎其神了：美国和新西兰的报纸都在说悲惨的情死，有第三者，是谢烨在柏林时认识的。这里又把受害者当做了行事者。以顾城在柏林时就采取的监视来判断，是不可能有第三者的。当他怀抱自杀计划时，谢烨可能寻找的不过是同情与交谈的温暖。顾城确实在新西兰从言论到行为都折磨过妻子和孩子。她人死了，难道还要成为这样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开承认与第三者有色情关系并像他从前鄙视的郁达夫那样用青春期的笔法公诸于世吗？
顾城在柏林时就知道英儿离开了他，因而他便推迟回程并声称回去就等于死。他剥削谢烨直至她精疲力竭。她所剩的力量想献给孩子。他兀然孑立，西厢也空了。生活得从头学起，这他是无能为力的。
如何解释那种残忍呢？顾城不是总在追求绝对的美和真吗？他不是在谢烨身上找到了吗？他不是冲动杀人，而是谋杀。但他为何眼看她独自死去而自己去洗手呢？为何一直愿意跟她一起赴死的他竟冒这个死后天各一方的险呢？顾城死后第3天，在小圈子里举行了他的火化仪式，骨灰根据中国习俗不土葬而是交好友保存。
谢烨的尸体警察局后来才发回。她也火化了，十来个好友参加，骨灰交给他弟弟，找到最后的安息地，宣布说一部分要运回中国。将来他们共有的只是激流岛上人们为纪念他俩种植的一棵树。
世界会骂顾城是一个被惯坏的、不承认原则的孩子。出门在外他显得有节制，回家却对妻子、孩子为所欲为。他的绝对意志，他的无我状态，他作为“幽灵”的存在，整个这些，加上他的霸道，使他觉得像神，执掌生杀大权。他的爱恋只是一种手段，迫使他人为他的生活而交出自己，只为他而生活。给予谢烨自由就意味着他用艺术制造的世界的完蛋，也使她能够给后世留下另一幅顾城的画像。
问题仍未解答：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
最后是那些通话，那些简单的问题：“有新的消息吗？”回答者这边总是绝望：关于最终的原因，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最后是那些图片：照片和录像带，波恩拍的，维也纳拍的，到处都有。
最后是去柏林（11月1l日）在纸篓里找寻踪迹，抹掉信箱上他俩名字的遗迹。俩人的骨灰天各一方，一去不返，他们留在身后的东西却四散着，以致我孩子问道：他们死了，对谁有好处呀？
对于人，人到底了解多少？如何回答？或许答案就像日常的事物如饺子一样简单。它跟人一样有层外皮，里边是什么，只有在太平凡的生活实践中才显露出来。
谢烨留下了一个沉重负担：去亲近那些人世间的弱者，既不要被表面的热情也不要被一个微笑所迷惑。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