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岛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准备饺子，北岛当时的妻子、书法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顾城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于是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因“文革”的缘故，他只有上3年学的机会，他的语文和知识，归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话》和《辞海》。他觉得在一个互为陌路人的社会里，人变成了昆虫，他自己呢，像只蚂蚁。只有灵魂才能使人超越东西和动物。后来他一直称冉·亨·法布尔（1823-1915）的《昆虫记》是他爱读的书，多年后还让人将那本童年读过的中文版寄到柏林来。
后来3次在北京的晤面，记忆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宫青年作家与德国作家的聚会上见到他（可能还有谢烨）；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宅区百万庄。有两点我还记得：一是谈老子，再是讲他与谢烨颇具命运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车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见了她（我记得是这样的。有文章说顾城与谢烨是[1979年？]在京沪列车上认识的），他便认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这样便开始了他们连体双胞的生活。
我小小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库很快就被顾城和谢烨用其生活和创作的材料添加了许多，里面一直保存着他们1987年1月30日应邀来明斯特参加诗歌节的机票。临到他们抵达前还不清楚，是否他们真能来。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给北京挂长途。那个周六的上午也如此，当时他们该朗诵了。他们来是来了，带着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许再来。但来得太晚，已经错过了朗诵会。张穗子在法兰克福机场没接到他们，所以我们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邮局之间碰上。我第一次看见他戴那顶帽子。我在宾馆认真劝他在正式场合脱掉那玩意儿，终归无效。顾城在那晚的招待会即席写的那首诗，充当了安排在市政厅的朗诵会和明斯特诗歌节的结束语，它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来在明斯特他们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腻人的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食品，日子过得沉闷（5月31日-6月2日）。在维也纳也阴郁，顾城和谢烨是在奥斯纳布鲁克和海德堡朗诵后7月5日赶到那儿的。他们随身带了大量肥皂，因为他母亲担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东西。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维也纳，那么多块，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对朋友的记忆不愿在时间中消逝一样。
生活显得很充实：在老史密德文化宫朗诵，去山顶的庆典台观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园和圣马克斯墓地看看，寂静的时辰与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奴斯多夫（普罗布斯巷6号）的大树下聚会，那儿贝多芬曾生活过。小别（6月13曰）：我们在阔气的维也纳人宽敞的厨房里安逸地包饺子，惬意的阳光照着露台，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开始沉郁，东方语言系办的朗诵会不多不少来了一些人，顾城的开场白总是这样：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这声音对我讲话……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多年来我所认识的他确是一个比我还穿得糟糕的人。不过我后来在柏林总是听到并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及其各种可能的变体：“我想吃点东西。”领着谢烨一道，在我们的储备角里到处翻找，令人吃惊地抖落出一些早忘了的甜点的，不正是他本人吗？
再次去维也纳前（7月12日），我还清楚记得和顾城在城南栗树下漫步在古堡街头，听见他再三讲一句话，“我很想回去看看。”他后来不记得这句话了，却暗地里付诸实行（据1993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的消息，顾城和谢烨曾在1993年3月回了北京一周，住在父亲顾工家里，他们在柏林从未提及此事）。这些年我不仅成了他的档案库，还成了他的记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中文名字都姓“顾”，我们的儿子，奥惹儿（顾小彬）和塞穆儿（顾木耳）是同时在维也纳怀上的。不过他们在维也纳时倒不是生孩子高手，而是睡懒觉能者。散步时他们大都像尖兵般走在前面，树下找到长椅就补睡。但我总是把他们轰起来，带他们去观看维也纳众多的死神和美酒的场所。
一直有这样的传闻：他不爱这孩子；一直有这样的传闻：她要管俩儿子，一大一小。他们拿DAAD的基金于1992年3月16日到了柏林，没带孩子。他们住在哈伦湖，夹在高速路和公路的中间。我每次去他们那儿总走丢。3月21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踢完足球后我和奥惹儿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他们家。正好有客人。荷兰诗歌节的马丁·莫耶伊在那儿。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我们浏览塞穆儿和他们在奥克兰附近威赫克岛上的农场的照片。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因他不是女孩，因他夺走了妻子的母爱。给谢烨的惩罚是不许见孩子，更甚者，是威胁说要伤害他。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顾城在柏林时忽而又开始想他“一去不返的爱情”、“灵肉的真正结合”的英儿了。谢烨得去找她，就像那次在奥克兰一样。但她找不着英儿，因为英儿早就跟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据说是一位开按摩厅的老色鬼，远走高飞了。后来还是找到了，顾城在柏林也激烈地以自杀来威胁，然而据说那女孩在电话里说，他顾城要死要活她管不了。
当时并没人知道这些事，我们所见的只是这幸福的一对，有才华的诗人和温暖贤惠的妻子。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里他俩大多出门在外，因而起初几个月我们是靠电话和通信保持联系的。8月中才再见面，一起在柏林散步。他们总是满怀眷恋地谈起新西兰的大自然，我便想指给他们看，森林和流水其实离得很近。根据我的笔记，顾城第一次在柏林谈到他想死，谈到这种渴望是一般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我对他说话的学院似的把握使我没能完全理解他下一层命题。他神秘兮兮地说，中国人的自由是栏杆前的自由，只要我不承认界线，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此话可怕的真相直到后来我才领悟。走了4小时无处停歇，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告别。我们还穿着夏装，冷得发抖。地上一片泥浆，头顶的天空一副我在柏林从未见过的模样。
我们在星期四下午（8月20日）约好去动物园散步，却没有碰上头。我们等在动物园门口，他们等在火车站正面。打了电话，几小时后才碰上。奥惹儿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他不肯从围栏前脱身。他使我也对野兽着了迷，今后他还会引我去那儿。我后来对顾城说，我了解了你的生活，你就像柏林动物园的那些没有亮光、住在深底的动物。他同意我的说法，答应一起去看看。
后来在他的屋里我第一次注意到“文革”时代的毛语录，旁边是柏林跳蚤市场买来的便宜的菩萨和圣乔治的肖像。毛泽东马上变成了晚上的话题。顾城认为，《水浒》里的李逵是百分之八十中国人的样板：能杀的就杀，要负责，来找我。
顾城有中国情结，他因远离故土所以只能谈过去。他常自言自语，谈这谈那，从毛泽东到父母到婚姻，毫无选择。每次总是谈某种缺陷：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她在灶台旁，给我们做饺子。她什么也不说，说什么呢。她的一生不正是奉献，不正是无言的爱吗？他是通过她才学会讲话的，他的言说，还有他的书写都归功于她：她帮他校正初稿，抄录，将作品变成了那种以他的名字发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劳动。
参观凯绥·珂勒惠支文物馆后我们坐到法萨嫩街（Fasanenstra?e）文学屋的阳台上。秋气清凉。这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9月14 日）。谈话很快触及刚刚看的，他认为珂勒惠支的作品太现实了。谈话的焦点又是中国。这次他批评文人。1949年后他们就只知道谋私利，不像西方和中国1911年前的文人。头号例子是郭沬若，他到处投机取巧，丑态百出。他对诗人李白与杜甫的研究完全是投“文革”意识形态之所好，是丧尽天良地以精神自残作知识的献媚。很难找到例外，或许沈从文是，他被亲人出卖，想寻死，后来干脆不搞文学。
在告发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作家协会比公安局还厉害。临出国前他顾城还得在会上任人家骂他写诗是为了“搞破鞋”。
送别的路上还有片刻可用以跳回柏林的现实：我们回到王侯坝角，回到当年罗伯特·穆齐尔写《没有个性的人》的地方，回到从前的中国大使馆，它的国民党旗一直挂到了1970年代，最后在记忆中回到那幅题为《怀疑者》的画，那是我们两周前（8月28 日）参观那里的墓园后在布莱希特屋看到的。
最后回到世俗的事，它既是每次聚会的结尾又是它的起始：首先是在电话里问那个习惯了的问题：我要不要应邀到他们家去吃煎饺子；再就是谢烨针对她丈夫说的那句一贯评语：这家伙讨厌死了（或烦死人了）。
整整过了4周（10月25日）我们又在斯图克文科（Storkwinkel）见面，又吃饺子。顾城马上又谈他的两个话题：中国和谢烨。中国的每种语言都是撒谎的语言。这点我们没谈多久，他又引入了第二个话题：谢烨呀，只会通过包饺子来表达感情，或者他只有在她的作品中才知道她的思想，她总是不说话。结婚前她有两年没跟他讲过一句话，要讲也是用命令的口吻：我告诉你……她从没对他说过爱他。“不爱说话”的谢烨在为柏林的女读者准备3次朗诵会。她想选读在新西兰写的笔记《岛上一千日》和《赛咪》，对儿子的回忆。她也想拿出点她早期的诗，都是我从波恩找来的，以后再也没还我。她后来眼泪汪汪地谈起了这些朗诵会，说她的心是那么沉重。
顾城12月15日18点在波恩大学礼堂又是用那些不久前在柏林DAAD画廊讲过的话开始他的朗诵会的：每次在北京坐公车我都害怕，售票员喊，下一站是“故宫”，听上去就像下站是“顾工”，我的父亲。或者：《城》是一组写我的诗，因为它跟我的名字相同。
与柏林不同的是朗诵后可提问。为什么戴那顶诗人帽？回答总一样：因为它给我安全感。晚上也不脱，这安全感一直进入睡眠。他坦率地谈到了他的危机：1985年前他想做一个人。他还不了解世界，他希望像个孩子，相信灵魂和希望，并抱有回归的愿望。但世界变成了幻想，所以他认清了自己，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结束了“思考”，告别了社会。如果做人太难，太无聊，他也不愿作为物，今后只想走鬼或幽灵的道路，作为影子自乐于缥缈中。他的表达没谁能懂，后来我才明白，为何那组诗并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讲一个女孩之死，这恐怕与英儿有关。
后来我试着提示他从前想回中国看一看的愿望，不过他无数次重复他在柏林说过的话：太可怕了，受不了。
这种恐怖症与他从农村回到北京有关。1974年他认识到，现在再听不到自然之声了，只有实用的交通的喧闹。16岁时他父亲就总是规劝他，叫他学他大写“文革”赞歌。为了回避与父亲的冲突，这位潜在的自杀者，为了缓解专门去当了5年的木匠。这冲突的效力到后来才展示出来，也使顾城在新婚之夜对谢烨说：我们一起去死吧；也使他1987年到新西兰，为了缓解和扼杀思考，整整4年都在敲击石头。
难道他什么也不爱吗？当然，他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美国化来临之前的北京。他没有高兴的事吗？有，他说只要北岛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读王蒙吗？不，王朔。
剩下的时光如何度过？顾城在厨房存好了食品，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为他的诗歌爱好者做一些鱼。然后又是煎饺子，并谈了谈唐代诗人李贺。
我们想利用寒假最后在柏林聚聚。DAAD一年的资助快用完了，谢烨想孩子，顾城想他的农场。我们躲开了波恩的狂欢节，于星期六和星期天（1993年2月20-21日）聚在一起。张穗子和顾城忙着看《袖珍汉学》春季号他的访谈录的校样。这克罗茨伯格之夜过得飞快，像是要来象征这一年的飞逝。谢烨催着去电影节。夜半后有一部香港的功夫片。顾城呢，就会在她身边扮演一个瞌睡者的角色。
第二天晚上用来回顾哈伦湖的时光。我问他中国到底有什么那么可怕。他指着自己说，在新西兰老子最可怕。他苍白却显得邋遢，站在墙边的纸堆间，都是些书法，他以200马克在柏林卖出。他根据庄子鱼之乐的寓言写了一张，送给我作留念。
柏林的收获是组诗《城》，其诞生他完全归功于这冬天和鬼魂。北京以前是个“城”，现在却是个“市”，失落在买卖中。它的毁灭跟罗马和其它城市不一样，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下一篇：茅海建:我所知道的黄彰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