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文 张呼果/译
“我把刀给你们。”
--顾城：《水银》，页35
“我们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杀死我。我不想自杀。”
--谢烨：《袖珍汉学》(1993年1月)，页23
“我愿意死/去那生活的边缘/去看看大海
那儿玫瑰花叶和风帆掠过。”
--谢烨：Die horen 156，页23
“我来了，没带渔网/只带来我的心/在辽阔的大海里，我想/只要有句爱的话语/鱼儿就会跟我上岸。
--顾城：《英儿》，《九十年代》(1993年9月)，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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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顾彬1993年10月14日在波恩大学召开的顾城谢烨追悼会上的发言整理扩充而成，其摘要载1993年10月25日的《日报》15版。原文译成中文约一万四千字，本刊有删节，但未改动各节数字序号。因一时找不到两人作品原文，开头引文均从德文译出。
许多电话太遥远，显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10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杀了，请于某月某日来某某墓地参加葬礼。这回是从特里尔打到波恩来的；听说了吗？还没呢。我天真地盼着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尔所显露的预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矶和奥克兰之间还是未能消解掉。后来跟在悉尼的杨炼通话，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双双殉情，不是冲动的情杀，而初步猜测是蓄意谋杀。于是我在周六晚上（10月9日）揣测似的给朋友们写了个通告：
亲爱的朋友们：
顾城和谢烨去世了。这不幸地应验了《袖珍汉学》1993年第一期春季号所载高力克和张穗子与他的访谈中所显露的兆头。
顾城和谢烨先是应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艺术家项目之邀，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写了组诗《城》，她在写她的回忆录。这一年对两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想过渡一段时间，等位于艾弗尔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一份为期3个月的资助金。顾城埋头写他的《忏悔录》，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选发了一些（“我有两个妻子”--指谢烨和英儿）。据《法兰克福汇报》所载，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书市拍卖得了好价钱。
在艾弗尔就出现了危机。顾城打了谢烨，谢烨决定分手。幸亏伯尔基金会处理周到，双方和解，提前离开。就在他们8月27日回去前我们还在波恩见了面。双方看来都有信心，想再试试。
经美国回新西兰后，可能谢烨最后决定分手，双方开始独立生活。两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顾城用斧头砍杀了谢烨，然后上吊自尽。留下一个快六岁的儿子。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因为精神错乱，更多是他们历来关系的逻辑后果。这一点高力克和张穗子写了很多。
在柏林时，谢烨生气勃勃，有许多的计划，不过她也知道他的危险。当时顾城总是将自身的危险归结于“文革”。
顾彬，1993年10月10日
对一个自以为认识的人，我们到底了解多少？顾城和谢烨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对吗？总是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的？在柏林时从未听到说起另一个女人，顾城的“我想死”无非是夸大其词，周围的人轻快地回答说：“那请便吧。”只有张穗子1992年显灵节时在伦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们常常面对了死，”谢烨对她说，“我的路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来，死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多次来访维也纳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亲属中体验到对死的仪式般的渴望。他们大都长寿，没谁是自杀的。“我要是能死该多好”，像是个社会游戏。为何顾城竟与众不同呢？他身边不是有个为他牺牲了一切，并准备一丝不苟按他设定的形象来生活的妻子吗？她正忙着笔录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与我和他人谈话时，忙着录音、记录、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开始在记忆和旧日笔记中追根究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