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队员个个身着戎装，肩上、腰上佩戴长枪短枪，两位炸弹“科班”出身的女队长不知从哪弄到炸弹，每位女队员身上挂着几颗炸弹(当年炸弹还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风凛凛，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各地的革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2月，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率军在宿州车站与清军激战，女队员们奔赴前线，其中邹醒民一马当先，“始终在第一战线上，猛勇无比，敌败，同大队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队。”
女子从军一时风头无两，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选举女子作为领袖的提议。1912年2月，广东协字营标统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协夫成功，平时最得军心”为由，推选余妻林三妹继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所部三营内八九百人的赞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对，两队人马互有龃龉，终于酿成大规模械斗，以至于军政府及各军队均派大队到场弹压。
北洋政府时期
由于女子军队声名鹊起，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乘机浑水摸鱼，他们假借招民军女子队为名，煽惑15~30岁的年轻妇女贩往外洋为娼，广东都督府为此特意发出警告，报刊也提醒市民“妇女从军须要仔细”。
昙花一现，女同盟会员自沉鼎湖山
正当“女子北伐队员”准备大干一场时，1912年4月“南北议和”，清廷退位。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装，女子北伐队也自动解散，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个月。一些女队员感叹：出发时抱着“马革裹尸”的决心，可到了前线发现竟是“春郊试马”的闲适。队员黄扶庸从南京回到广州后，曾在信感叹中“此行北上，一事无成”，许剑魂也称：“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会员，原北伐队的许多女队员都避祸离开广州，分散各地。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这一幕悲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港澳报纸均发文致以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