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批判极左思潮继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比如，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他就作过这样的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首先在党内高层受阻尤其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即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