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7点左右，杨杏佛出现了，身后还跟着一位活泼可爱的十几岁的少年，他便是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父子俩走到院中，跨上了杨杏佛惯常乘坐的那辆小轿车，然而，上车之后，杨杏佛才发现，中研院用来接待客人的备用敞篷车堵住了通道。杨杏佛没有多想，就带着儿子下了车，换到了停在前面的那辆敞篷车上。然而，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决定，使得杨杏佛父子陷入了万分危急的险恶处境。
汽车缓缓地发动了，正当敞篷车从中研院的门口开出，缓慢地拐到大街上的时候，持枪的杀手们突然从街道两旁冲出，围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刹那间，枪声大作。
事实上，这场刺杀杨杏佛的行动蓄谋已久。早在1933年的4月至5月间，戴笠就已经接到了暗杀命令，这个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后不久，戴笠便开始了部署。第一个步骤就是监视杨杏佛，以便找出他的行动规律，伺机下手。
特务们很快发现了杨杏佛有骑马的爱好，他们当即认为，在马场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不料，方案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
蒋介石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暗杀。
杨杏佛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就在法租界内，所以特务们最终决定就在中研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执行暗杀。负责刺杀行动现场指挥的是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参加刺杀行动的人员共有六名，实施行动之前，所有人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刻自杀，决不能泄露军统的行动计划，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1933年6月18日，赵理君一大早就带领执行刺杀的凶手过得诚等人来到中研院附近，守候伏击。
当杨杏佛的汽车徐徐驶出中研院的大门时，街道两旁突然冲出四名身穿短衣的持枪歹徒，围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刹那间，枪声大作，司机胸部中弹，翻身下车，逃命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