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过程中几次打算出逃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而在和平协议按约生效当天，傅即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回避战败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中与民众生产、生活等有关的13条条款，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由***亲笔撰写，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历数傅作义的罪责并提出警告和通牒；新华社播发了***撰写的《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的新闻稿，对傅作义的政治性表白进行批驳。傅作义因此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而就在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
资料图：傅作义
等中共困难时东山再起
然而，即便傅作义完成了北平和绥远的通电起义，也并非意味着他就完全转向中共一方。傅作义曾向来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透露了一个他精心谋划的策略：“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1949年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同徐永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我们的做法”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也就是说，傅作义的确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经济困难时东山再起的打算”，他对中共能否稳定政权也没有信心，因此要为自己做一个万全的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