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五个大队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
每队都分别配有政客嘉宾送的大匾。有前大总统徐世昌的“敦仁尚德”，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望出晋昌”，前13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的“武库世家”，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的“好义家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百世馨香”，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源远流长”，司法院院长孔祥熙的“春门丛德”，上海市市长张群的“莱国家风”，班禅·额尔德尼的“慎终追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世德扬芬”，警察总监 吴铁城的“光前裕后”，等等。还有外国人送的祝词和礼品，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礼，在杜月笙的潜意识中，一是要光宗耀祖，为自己、为杜家长一口气，另外，也多少带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直到多少年后，浦东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典礼的场面、气派与细节。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银行、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
上海三大亨
杜月笙的“情面”
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所以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杜月笙一生颇仗义疏财，他的钱财观，就是散财建立自己的声誉和网络，而不是做个守财奴。在争夺利益时，可以不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放在眼里，但同时又在过年时孝敬她。对于自己的青帮师父陈世昌，杜月笙颇为关心，不仅常嘘寒问暖，还定期给钱。春节拜年，杜月笙再忙，陈世昌和黄金荣家，他是一定要去的。直到陈世昌去世，杜一直执弟子之礼。
同是浦东出生的近现代名人黄炎培与杜月笙关系颇佳。但黄炎培经济并不宽裕，杜月笙每月给黄500大洋。杜月笙曾追随黄炎培参与宪政运动，直到1949年两人仍来往频繁。
民国上海滩有位名律师秦联奎，一次，他到杜月笙开设的一家赌场参赌，没想到一会儿就输了4000大洋，十分懊恼。杜月笙得知此事后，立即拿出4000大洋托人送给秦，这使秦十分感激，从此为杜效力，成为杜的“义务法律顾问”。杜月笙用类似方法，笼络了各行各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杜月笙说过，“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对于上层、头面的人物，杜月笙向来是倾力结交的。
袍哥首领、川军师长范绍增最初相识杜月笙，是他曾在国际饭店宴客，不久，范绍增与上海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当范向杜告别返川后，杜月笙出钱赎出黄自瑛，并用飞机将她送到重庆范公馆。当时四川报纸称“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大水，四川参议会议长来求援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推得干干净净。议长转求援杜月笙，杜马上答应，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杜月笙先向孔祥熙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表示自己愿意代办，只要请孔出面请客即可。孔祥熙自然听他安排，请吴国桢、四川议长等来家中吃饭。席间，孔照着杜月笙的话说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尽力，并拜托杜来办理。杜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也希望各位协助。”吴国桢表示一定一定。知道内幕的人，看到杜月笙的这套手法令孔祥熙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竖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杜月笙晚年在香港度过，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其最后的本钱就是离开上海前卖掉杜美路房屋所得的45万美金。最后重病在床之际，杜还在感叹今不如昔：“没有钱可以借给别人，场子没了，朋友也就没了！”
但是，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据杜的孩子回忆，那些一张张签有包括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大名在内的借条，少的5000美元，多的500根“大黄鱼”。
杜月笙的好客大方、仗义疏财，为他赢得“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名声。从一个流浪瘪三、水果小贩成长为上海黑帮魁首，再到地方领袖，杜月笙这“三碗面”吃得的确是高，可谓尽得其精髓。以至于当年上海滩黄包车夫、短衫阶层，曾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当然，这一切，杜月笙还是要追求回报的，他曾对人言，自己所为无需报偿，“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