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冯阎之间的合作和分裂：从利益勾结到中原大战

　　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决不敢北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豫南“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当时我和平汉线的将领们都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内线作战，要力求各个击破，而乘胜追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并且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效果则是很大的。第二，将战线向南推进，声势上既可发生极大影响，而且使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用兵力有困难。第三，对平汉线的“杂牌军”可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了这个乘胜追击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平汉线的将领们曾托张允荣（冯的军事参赞）回郑州向冯陈述了这些意见，冯说：“现在我们要在东路布置一个口袋大战。至于平汉线方面，因桂军已退出长沙，纵然我军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对整个战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反而有可能使我军陷于被动。还是集结兵力，针对敌人主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虽然冯把他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但是我和平汉线的将领门终以这样办是个大大的失策。

　　西北军的“口袋战术”

　　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蒋介石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为他奔走和平的有于右任、李石曾诸人。

　　于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二、三届的纠纷，汪不同意。李石曾则在沈阳活动，促请张学良出任调入。张于六月十二日致电阎、冯表示本人愿执调停之劳，并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又两次致电阎、冯，主张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公开政见，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当时反蒋军事正处于有利的形势，这个和平运动，对于阎、冯自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特别使蒋忧虑的是，由于西北军战力的坚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士气大为低落，固守阵地，不敢再作出击的尝试。蒋介石曾为此写信给顾祝同、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县、太康之间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冯玉祥侦知这一情况，便将计就计地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蒋军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冯军多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左翼依靠陇海正面晋军的防堵，孙殿英部则在鹿邑、拓城方面扰乱蒋军后方，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

　　适在这时，蒋介石得到冯玉祥抽调孙连仲等部参加这一会战的密电，临时变更部署，急抽上官云相部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借分冯军兵力，蒋并亲赴柳河车站督战，以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的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接着就发生了白刃战。蒋军损失惨重，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一部经睢县向商邱溃退，张治中师掩护退却，损失尤巨。

　　这一战役，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各部对冯的命令执行得不够彻底，又加之蒋介石临时变更部署，以致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这一役的战果，除截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辎重物品而外，对蒋军的有生力量则未能予以大量的歼灭。

　　孙殿英自退守亳州，即被蒋军王均部围困，以后蒋又派叶开鑫部协同王均部积极围攻。孙殿英虽与阎、冯军失掉联系，但以亳州位置在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对蒋军侧背威胁很大，故蒋介石曾严令王、叶等部限期将亳州攻下。但他们屡次进攻，均未得手。蒋遂派张钫前往亳州诱降，孙殿英不为所动，且将张钫扣留（后经王翰鸣前往营救，始获释出）。孙殿英在困守亳州的时期中，冯虽曾命鹿钟麟设法空投过一部分弹药，但因长期被围（将及三月），终于弹尽粮绝，城内居民，情况更惨，而大量空投又有困难，经孙殿英迭电告急，冯遂决定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第一步先解亳州之围，第二步再由孙连仲部会同孙殿英部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并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孙连仲于七月中旬经鹿邑进援亳州，与孙殿英部内外夹击，将王均、叶开鑫等部击溃，亳州之围遂解。鹿钟麟命令孙连仲、孙殿英按照预定计划向津浦路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