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和周佛海的汉奸之路

　　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宜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宫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着名的“低调俱乐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二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积，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然而，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做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声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至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部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随汪精卫走向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