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一唱一和

　　11月21日，赫尔利将“三条反建议”交与周恩来，立即遭到周恩来的质疑，“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说，蒋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周恩来指出：这里所说的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周恩来问道：中国的团结是否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联合政府是否合理、民主的？中共参加政府是否只能当观察者，而没有实权？赫尔利听到这里只得以我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相回避，他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共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显而易见，赫尔利已经背弃《五条协定草案》，中共参加谈判已经失却基础。周恩来正式通知赫尔利，他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极力挽留周恩来，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当即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只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

　　1945年1月，毛泽东曾给“美国最高官员”写了一封信，寻求与美国政要直接对话的方法。赫尔利却扣压了这封信。赫尔利知道，中共的军队不可能接受蒋介石的统率，于是，他想出“曲线统一”法，向周恩来提出两条补充意见：（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企图，当即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赫尔利“曲线统一”不成，便公然阻止给八路军的正常的美援。1月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魏德迈申请二千万美元贷款，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知道后，立即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电报说：“我坚定地认为……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

　　蒋介石担心斯大林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其实，自雅尔塔会议给苏联享有东北特权后，斯大林便同意国民党政府留在美国阵营中，表示，即使中国出现联合政府，也最好由蒋介石统治。赫尔利及时向蒋介石传递这一信息。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向罗斯福转达蒋介石捎来的二条信息：一、国民党不论共产党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富放心支持国民政府。

　　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军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毛泽东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应邀前来和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多次会谈，并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毛泽东的形象，深受国统区人民的认知和喜爱。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更是暴露无遗。

　　一个讨厌鬼

　　1944年7、8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组长为戴维·包瑞德上校，成员9人。他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赫尔利到任后，对这些言论置若罔闻。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他严厉警告，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他威胁说：“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是由于包瑞德给透露的信息，因此，他想方设法地寻机报复，先给包瑞德的晋升设置障碍，使包瑞德失却唯一的一次晋升将军的机会，然后，又无端地撤包瑞德的职，随之将其调离中国。赫尔利的障碍被清除了，美军观察组也清一色地“扶蒋反共”，自然也就“很快被中共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