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一唱一和

　　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中国，后又任驻华大使。他在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轻诺寡信，以至发展到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公开地扶蒋反共。

　　排挤史迪威

　　1942年1月3日，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位美军将领，前来担当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美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其部属、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任此职。3月，史迪威来到陪都重庆，在向蒋介石报到时，他强调说明，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史迪威素以“尖酸刻薄”著称，陈述时的那种“傲慢的神气”，令蒋介石极为不快，据侍从室的官员说：“史迪威走后，蒋一人独坐会客室内，面部阴沉，久久沉默不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的方针，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决不会抛弃中国，而会不断援助。”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此贮存大量的物资，利用美式装备武装国民党军队，再等待时机，去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异想天开，也要求史迪威对他唯命是从。但是，中国战场节节败退，使史迪威十分沮丧、恼火。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军事要改革、军队要改组，那种以效忠个人的封建关系指挥军队，势必会使中国战场一败涂地。他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强调：“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蒋介石当然不会采纳史迪威的建议，而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还要拨出一些美援物资，给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据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回忆，蒋介石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中共的武装力量，因此而壮大。蒋介石一再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希望美国将史迪威召回，罗斯福也几乎被说服，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辩护，史迪威才暂时没有被蒋介石驱回。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沦陷。接着，长沙、衡阳失守。中国战场的大溃败，使罗斯福清醒了。他不仅不召回史迪威，反而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军衔，并去信蒋介石，请他给史迪威以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9月18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来电报，敦促他尽快给史迪威以军事指挥权，强调：“如果再行拖延，我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诸东流。”

　　这时，赫尔利正在重庆，他来中国主要负有的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蒋介石清楚赫尔利的地位和作用，更了解此公乃是一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蒋介石甚至以事关主权和人格相要挟，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强制命令，“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赫尔利同意为其作说客。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罗斯福胆怯了。为维护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罗斯福不得不召史迪威立即回国。10月18日，史迪威离开中国，接替他的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的舆论界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史迪威被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这实际上是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

　　会见毛泽东

　　1944年10月，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明确表示，他受罗斯福委派，是前来中国帮助实现团结的，决无党派偏见，所以，分配援华物资决不会偏重某一方。他还说：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应当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共产党员参加。他赞扬中共的宽容忍让，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他表示：在必要时访问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