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政治生涯沉浮：从顶峰到谷底仅百余日

　　朱可夫的直觉没有错。会议不久便转入了正题。朱可夫发现，几个月前还同他一起向“反党集团”发起进攻的那些战友们，脸上的笑容突然间不知去向了。他们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忙不迭地申请发言，对朱可夫进行各种指控。最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免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

　　1957 年10 月28 -29 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十月全会”。同“六月全会”一样，这一次在全会上率先发言，并再度为全会定调的人物仍然是“党内理论家”苏斯洛夫。其他人，包括朱可夫手下的一些元帅和将军们，则大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苏斯洛夫的定论，并根据自己的种种怨气，包括委曲和嫉妒，对朱可夫进行攻击。

　　赫鲁晓夫在全会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据称，当发言者攻击他的老朋友，攻击得不够“全面”，或者有一些话“模棱两可”时，赫便会主动出来“帮助帮助”，作一些必要的补充或者纠正。与此同时，他的发言则危言耸听：“我想，在对待朱可夫的问题上，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任何人，如果不服从党的利益，党是不会宽恕他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这应当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条法则。”

　　朱可夫在全会上，除念了一篇简短的“检查”以外，没有对大家的指控作任何辩解。战斗结束，硝烟散尽，他才搞清楚谁是战斗的发起人和指挥者。看来，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并没有能弥补老元帅政治上的稚嫩。

　　原因何在

　　战斗结束了，朱可夫拱手交出了帅印。但是，硝烟并没有完全散尽。人们还想进一步搞清楚，发起这场战斗的原因何在？

　　有人说，丢开表面现象，真正的内在原因，是赫与朱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赫鲁晓夫以改革者自居，军队的改革是他全盘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朱可夫则死死抱住军队这一摊，不允许赫鲁晓夫插手，更不允许他搞改革。于是，二人之间便水火不相容了。这里涉及到朱可夫对军队改革所持的立场。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是怎样说的吧：“朱可夫不像你看到的许许多多穿着制服的笨蛋那样，他懂得减少我们军费的必要性。我们限制了司令员的人数，削减了某些军官的薪金……削减是朱可夫提议的，而我无条件地支持他。”“我们在领导层达成协议，把我国的常备军队减少一半，这也是根据朱可夫的创议。”“我特别喜欢朱可夫的一个建议，即我们应当对我们军队的领导人规定年龄的限度。朱可夫提出，我们军区新的司令的年龄，不要超过50 岁或55 岁。”从这些赞誉之词中，完全看不出二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有什么矛盾，更看不出朱可夫如何保守。相反，朱可夫好像比赫鲁晓夫还要积极，还要开放，两人之间的配合似乎也不错。

　　那么，原因何在呢？

　　我们再来听听两位当事人是怎样说的。

　　据说，罢免朱可夫不久，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国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经谈到：“朱可夫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的智慧就不够了。他就曾经想搞冒险行动，要成为专权者。”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像躲过了一场灾难般煞有介事地告诉各国领导人：“他现在已经去钓鱼和捕蝴蝶去了。这种危险不可能发生了。”

　　赫鲁晓夫另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一举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之后，朱可夫“僭取了很大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成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

　　意思很明显了。与前面提到的中央全会所作“决议”相比，赫鲁晓夫的这几番谈话，无疑给朱可夫扣上了更为严重的罪名。这就不单单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了。

　　朱可夫又是怎样说的呢？

　　60 年代中、后期，在朱可夫写作《回忆与思考》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出版社的编辑曾帮他筹备出版事宜。时间一长，彼此之间熟悉了，谈话也就随便了。有一次，安娜问过朱可夫：“赫鲁晓夫为什么免去您的国防部长职务？ ”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当他（ 指赫鲁晓夫） 受到威胁时，我用军队支持他。那时，他真诚地感谢我。但同时又想：如果朱可夫想代替他该怎么办？ 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已经成为总统，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我也想当国家元首。这简直是胡思乱想。我是军人，军队是我的直接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过取得国家权力。”“当然，我像任何人一样，在工作中犯过错误，也有缺点，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在苏军中设立政治部。党的命令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