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海通州路418号的那群特殊的女子

　　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接到任务紧张地大哭起来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五百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给她们治病

　　穿着旗袍、化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

　　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她们却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五百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