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防化学兵：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

　　20世纪70年代，防化兵的装备迈上了新台阶。如1971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采用了最新技术，重量只有1.2千克，填补了国内空白。装备的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也仅重1.2千克。1975年设计定型的核爆炸观测仪，可自动开机并测定当量和距离。

　　20世纪80年代，防化兵装备的研制与发展继续大步向前迈进。1985年实现了“六五”计划预定的发展目标：发展了对核、化学武器的侦察、化验装备；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检测器材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中的空白；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提高了可靠性，使误报率大大降低；采用电脑技术的便携式防化参谋作业工具，大大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与质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防化兵的装备和其他军兵种的防化装备都有较大发展：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使防化兵的洗消保障能力成倍增加；各军兵种专用的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发烟器材、燃烧武器也有新发展；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防、自消能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了新的水平。

　　另外，我军对化学毒剂伤害的防护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的舞台上，中国防化专家一举夺魁

　　1990年7月，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通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邀请中国参加第二轮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 简称“联试”）。这是为各国正在谈判待签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做前期准备工作。

　　我代表团通过国际传真迅速将这一报告送到了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的案头。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眉头一喜：一年前，芬兰、法国、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10国进行了首轮“联试”，第二轮“联试”又扩大范围，邀请了中国、苏联、印度等5国参加，这是个好势头啊！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缓和，这两个拥有化学武器的大国，都表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新姿态。1990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苏化学武器协议》，宣布该协议生效时，双方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定贮存量的化学武器。与此同时，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为了建立一套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技术标准、方法、程序和相应的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组织了一些国家的科学家进行模拟核查实验，以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能为各国普遍接受。

　　显然，中国参加化学裁军核查，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一贯积极立场，也有利于尽快跟踪国际化学裁军的新发展，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外交部几乎在一天时间内就完成了有关参加国际“联试”的全部协调工作，为我军防化兵走向世界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总参谋长迟浩田态度十分明确：参加！为中国争口气，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很快，由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组成的专家组代表中国参加第二轮国际核查“联试”，钟玉征任专家组组长。

　　中国首次出师国际核查“联试”，机遇与风险并存。

　　钟玉征很清楚，摆在专家组面前的不利条件有五个：一是对手强，参加这轮“联试”的有美、苏、英、法等15国。这些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有着世界一流试验室，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而且多数参加过第一轮“联试”。二是时间紧，收到样品后，在一个月内报告分析结果，否则取消参试资格。三是难度大，没有样品分析的具体背景情况，只知道是核查一个化工厂。四是设备差，我们的实验设备多是20世纪70年代的产品，陈旧落后，很难达到技术要求。五是经验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多国实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品，出现什么情况。

　　正当中国专家组逐条分析困难、寻求对策时，从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传来消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析技术和能力表示怀疑。

　　极大的挑战性，带来极大的刺激性。平时不爱在大庭广众下讲话的陆宝嘉突然冒出一句话：“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为国争光就看我们的行动了！”

　　1990年11月13日，测试组接到外交部通知，样品已由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委托信使带回。钟玉征估计样品包装可能比较大，她告诉有关同志，派一辆面包车去取。到了外交部，一看到样品，大家都愣住了--信使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装着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其要求是：模拟核查一个“工厂”，是否“秘密生产过化学毒剂”，必须在接到核查样品一个月内报告测试结果，逾期取消参试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