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防化学兵：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

　　深入沾染区，被誉为“蘑菇云下的尖兵”；完全有能力对付“沙林毒剂”

　　1964年10月16日15时，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军防化兵身着防化服，乘着装甲车向着蘑菇云的方向勇敢地冲去。

　　冲向原子弹沾染区的防化部队是以某部防化一团一营为基础组建的混合防化营，下辖侦察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和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350余人。

　　蘑菇云在头顶上飘着，原子辐射仍在施放着大量能量，原子弹爆炸后的情景逐一呈现在防化兵的眼前：电线杆东倒西歪，试验物在燃烧，物资被吹得四处乱飘，屋顶被掀掉，一些掩体和工事被震塌，试验汽车被冲击波吹翻，试验狗身上的毛被烧光。防化侦察分队冒着被辐射的危险进入距爆心2900米的区域展开侦察，并逐步深入到距爆心950米处，对20个点进行了测量、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了每个点的辐射级、时间、距爆心距离等数据。

　　防化兵还在前进，辐射还在施放，但英勇的防化兵无怕畏惧，勇往直前。在距爆心600米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试验汽车变了形，房屋变成了废墟，动物全部死亡；坦克被吹翻，履带朝天；火炮离开了炮位，炮管被震弯；100多米高的铁架全部熔化。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2尺厚的松土上艰难地行进，没有人退缩，他们分头测量了地面辐射级，搞清了爆心附近辐射强度的秘密。

　　以张爱萍为首的指挥部正焦急地盼望着防化兵传来各种数据，因为原子弹是否爆炸成功，取决于防化兵提供的数据是否达到了预期要求。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指挥部，张爱萍称赞他们立了头功。

　　按照周恩来“一次试验，多方受益”的要求，防化兵在沾染区对我国自行研制的核辐射探测器、核爆炸观测器、洗消器材、防护器材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填补了多项科研空白，首批进入原子弹爆炸区的防化侦察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随着警报的长鸣声，北京市某地铁站化学毒剂紧急救援演习拉开了序幕。北京军区某防化团官兵乘坐洗消车、运输车、救护车，火速赶往现场。

　　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站发生的毒气事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中毒，引起世界震惊，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防范措施。为防患未然，总参谋部给北京军区下达了这次演习任务。演习以犯罪集团在地铁站投放“沙林毒剂”为背景，防化兵的救援分为：抢救中毒人员，指导群众防护；组织化学监测，实施现场洗消；协助公安部门现场取证，控制毒源；组织侦察、化验，确定毒物种类和染毒范围等七项内容。

　　首先进入沾染区的是由防化侦察兵组成的先遣侦测队，他们身着防化服，携带含磷毒剂报警器和侦毒器，飞奔现场，迅速查明了毒气源，进行了取样。随后，把毒源放入控制箱，进行转移，并在现场做了标记。防化兵化验组收到毒源样品后，立即在野战化验室进行了化验分析，科学地确定了毒品的种类和空气染毒的浓度。

　　紧接着，警戒队、防化洗消队、医疗救护队分头展开工作。警戒队在侦测队标定的染毒区边界设置了安全警戒线，协助公安人员负责毒区的警戒，防止群众误入。防化洗消车队飞驰而来，但汽车却无法开入地铁站。正当人们焦急的时候，几名防化兵携带着便携式洗消器和小型过滤吸收器赶了过来。他们迅速对地铁站、列车室实施洗消。对变电室、调度室、配电室等不能用消毒液洗消的房间，进行了内循环式过滤消毒。医疗救护队迅速将中毒人员撤离毒区，在野战救护所用解磷针、阿托品、氯磷定等药物急救后，送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最后，79型淋浴车在指定地域对救援分队和救援器材进行了洗消。

　　演习获得成功，这表明，我军一个加强防化连利用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现有装备，对一个染毒的中小型地铁站实施化学救援，四五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救援手段和时效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多国造”的防化装备时代已经过去，防化装备实现了国产化

　　防化兵离不开防化装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军一方面注意收集和修复美、日、国民党军制造的防毒器材，并自制的一部分简单器材，另一方面从苏联引进一些防化装备并加以仿制。

　　1959年，我军对苏式侦察、防护、洗消、发烟和喷火等20多个型号的防化装备陆续仿制成功，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1958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军把技术研究与战术研究、制式装备研究与应用器材研究相结合，从而促进了第二代国产防化装备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如1965年设计定型的轻便防毒面具，取消了导气管，重量比当时美军装备的防毒面具还轻。

　　20世纪60年代，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子弹装备。1962年底，防化兵领受了首次核试验的辐射安全、防护保障以及有关的技术测试和地面、高空取样等任务。为此，突击研制了专用仪器、器材、技术车辆共8类55套又34台件，性能良好。在多次核试验中，我防化兵凭借这些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