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手筹划操办对日伪占领区的假币行动

　　又据1940年重庆财政部钱币字第19957号密函称，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津田静枝一次性从日本国内运来假中央银行法币500万元，点交日本三井洋行和大康、同兴、公大等日商纱厂混用，以扰乱法币市场和破坏法币信用。

　　1941年，德军潜艇曾俘获一艘美国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日本政府听说此事后，设法从德国买回了这批半成品的钞票，进行加工伪造，然后运到中国使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在港银行，战争一旦波及香港："法币应赶运，必要时销毁；在港订印的券钞和券版寄内地或销毁；重要文件和人员尽量内迁。"

　　但由于日军进攻凶猛，英军抵抗不力，18天后香港沦陷。战火一起，许多银行的员工，因为炮火连天，交通阻断，无法及时赶到银行上班。赶去上班的银行职员，接到上级命令，开始连夜销毁钞票，但数量实在太大，处理了部分钞票后，银行即已经被日军占据。日军从中抄获了大量钞票（包括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简直如获至宝，本来伪造法币，有一些细节尚不清楚，这下他们可从容研究，从法币的制版、印刷、用纸等各个环节着力仿制，使其加工伪造的法币几可乱真。

　　日军这种加工伪造假币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日军曾自诩"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其流通也很顺利"。但到底伪造了多少假币，又有多少假币投入到国统区换购物资，始终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未知数。

　　国民党政府"以假对假"

　　面对日伪大肆伪造、使用假币，国民党政府为保证战时经济的运转，也采取了"以牙还牙，以假对假"策略，与日伪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货币对攻战，充分反映了抗战时期中日对抗的多样性。这大概是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一幕。

　　1942年1月，戴笠在报告中向蒋介石建议："为挫败敌伪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银联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破坏敌伪之金融。"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报告，深感兴趣，在征询了宋子文、贝祖诒等人的意见，并了解到英美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在戴笠的报告上批复："准予照办。"决定委托美英及自行印刷日伪的军票和银联券、中储券，运到沦陷区抢购物资，破坏敌伪经济。

　　当时宋子文人在美国，在美国的接洽就由他去担当，国内则有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诒和戴笠负责。

　　1942年1月，贝祖诒致电宋子文，说他们正在搜集全份的货币样本，以最快的速度寄到美国，请宋子文在美国秘密与印制公司联系，准备进行仿制的工作。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宋子文在与罗斯福总统的会面中，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一设想，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同意。美国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印刷厂，在对敌伪钞票进行鉴定后，认为可以仿制，没有问题。

　　1943年春，重庆中国银行收到美国印制的第一批伪政权钞票，共计46包。蒋介石下令将这些钞票暂时存放在中国银行，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拨付使用。这些假伪钞，在蒋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称为"特券"，因为它既不是国统区的法币，也不是沦陷区的伪钞，而是伪钞的"伪钞"，为了保密的需要，只得使用这样一个中性的专有名词。

　　经过戴笠等人的策划，制订了特券的六项用途：破坏敌伪金融币值、抢购沦陷区物资、收买策反伪军、运用伪军对付中共部队、资助游击队即加强对敌伪之行动、发展沦陷区特务工作等。

　　至于如何使用，戴笠设想了五种办法：

　　1.在接近沦陷区的地方设立行庄商号，以特券换给商人，向沦陷区购买物资，并藉以收回法币；

　　2.利用游击队走私在沦陷区换购物资；

　　3.利用军统局掌握之可靠伪军使用特券，换购沦陷区物资；

　　4.利用军统人员在沦陷区设立各种不同商号，以便吸收伪币，行使特券；

　　5.经常派遣人员化装商贩，携带特券赴沦陷区购买物资或换取法币。

　　特券从美国陆陆续续地运到重庆，有5元面值的，也有10元面值的，总数在几千万元。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些钞票运到沦陷区使用，抢购急需的各色物资。这一任务，因为蒋介石再三强调"均须绝对统一"，确保机密，遂由戴笠亲自掌握的"对日经济作战室"负责，中国银行各地分行也参与了秘密行动。1943年4月，经蒋介石批准，成立财政部货运管理局，与军统一起负责抢购沦陷区的物资。

　　除了由美国代印较为精致的沦陷区钞票之外，军统局为求时效，也曾经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伪造日本假币的造币厂，自印假钞运入沦陷区使用。文强在《戴笠其人》一书中回忆道："当时戴笠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战区抢购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