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手筹划操办对日伪占领区的假币行动

汪精卫傀儡政权发行的“伪币”

汉奸证券“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伪币

　　抗战时期，日本为了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不仅大量发行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而且在其本国设立了造假币的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以大量假币作为其"开发事业"的资本。面对这一情况，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并得到英美方面的支持。但其中详情一直鲜为人知。一些当事人因参与程度有限，难窥全貌，后来所写的回忆，难免显得支离破碎。笔者以近年来披露的有关历史档案为依据，对中日之间的假币对攻战略作了详细的叙述。

　　日军炮制假币掠夺中国物资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我军官兵在打扫战场时，从战死的日军尸体的口袋中，发现一些中国的纸币。奇怪的是，这些纸币并非当时通用的，已经过时作废，不能再用了。如有一些纸币，是一家叫中国殖边银行发行的纸币，但该行早在袁世凯上台后，就已宣布倒闭，其发行的纸币早已作废。日军不知从哪里搞到这些废纸币，在上面进行了涂改，将原有的"哈尔滨"涂改成"浙江"，以此企图在沪宁杭地区使用。不仅有中国纸币，日军还使用作废的马克等外国纸币。

　　显然，这是日军在战争初期抢购军需物资的权宜之计，也是最早发现日军企图利用假币、废币的证据。

　　同年11月2日《申报》报道，日本人携带此类废纸，是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目的是想利用军事强权在当地强买强卖物资，"俾使各兵士以不能流通之钞票，易取商品"，"徒为一种手段拙劣之丑剧耳"。

　　随着战局的进程，日军利用废币的行为，根本无法满足侵略需要。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又进行经济战，谓之"以战养战"，以收双管齐下之效。其最险恶的一招，是在携带使用无编号的"军用手票"外，还采取卑劣的伪造中国法币的手段，大量抛售于国统区，目的在于攫夺中国战略物资，破坏法币流通和信用制度，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搞垮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为此，日本在其本国设立了制造假币的专门机构，在沦陷区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

　　伪造法币的任务，由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承担。该研究所主任山本宪藏曾专门赴华东和华中地区考察法币流通情况，撰写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提出伪造法币设想，获得日军参谋本部同意。

　　1938年12月，由日本参谋总长、陆军大臣下达命令，正式落实伪造法币的《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将伪造法币的秘密活动称为"杉工作"，在上海实施伪造法币的秘密机关称为"杉机关"，由参谋本部第八课的冈田芳政兼任机关长。据有关史料统计，"杉机关"在战时印刷和发行的假法币共达40亿元。

　　还有一个由川本芳太郎负责的"松机关"，在驻各地日军的庇护下，进行"特殊贸易"，即利用假钞票高价向国统区购买医药用品和日用工业品。另据军统局情报，日伪使用假币，较常用的手法，是以每百元假钞换法币60元的代价，卖给钱摊、不法商人进入内地使用，以假乱真，疯狂地在国统区抢购物资，增加大后方的法币流通量，造成法币的膨胀压力。

　　另外发现，日伪为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也伪造过大批解放区的货币，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资。

　　日伪假币数量不详

　　1940年后日军战线愈拖愈长，经济上逐渐陷入困境。在"以战养战"思想指导下，日军更加迫不及待地伪造、印刷和大量使用法币。

　　2月，日军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的1元、5元、10元券共500万元。日军在伪华兴银行印制的假法币就达3500万元。

　　9月间，日本大藏省印铸局曾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版法币10元券500万元，百元券500万元，用于套购国统区内各种物资或直接投放到内地市场，造成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极大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