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请粟裕主持华野工作(陈毅调任中原)时,粟裕恳切地对毛泽东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华野不能没有他。"(粟裕秘书鞠开回忆)翻开《粟裕战争回忆录》的542页,我们可以看到粟裕同志对于毛泽东的这项决定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陈毅同志仍回华野。"可见,华野离不开陈毅,粟裕何尝又离得开陈毅呢?
若干年后,陈毅的长子在回顾陈粟关系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父亲对于粟裕同志非常的欣赏,尤其是他的战役指挥,我父亲曾经说过,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同志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
陈粟正是建立了一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互相理解、彼此信任的关系才得以在不断的战争考验面前打了满分。
197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粟裕(和谭震林)用饱含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光明磊落、革命一生》的长篇文章纪念他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老同志陈毅元帅。这篇文章的诞生为陈粟光荣持久的关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风雨孟良崮
五月十四日,也就是华野野司下达作战命令后的第三天,张灵甫明白过来了,到底是抗日名将,他知道他的大炮等一系列的现代化装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且重型榴弹炮还没有带上孟良崮)。他给汤司令官发报,可是,汤回复说:"务希贵师上下一心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张灵甫此刻需要的不是这种空洞无物的安慰话,而是实际的援助,以后南京军事检讨会上,有人就说汤恩伯是"贻误军机第一人",可惜蒋介石不听。
张灵甫敢于轻敌冒进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过分的相信了蒋介石强调的协同作战,或者说张灵甫一开始就被他的同僚们给耍了。张灵甫的参谋长也就是整编74师参谋长少将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等人回忆说:"因有左右友军为依托,即令有危险也可以突围,但不至全军覆没。"而旅长陈传钧则比他们更加直率,他说:"主要原因则在于国防部作战计划太主观、太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了。"陈传钺这里说的国防部也是打了埋伏的,因为这份作战计划既不是国防部部长亲自制定的,也不足参谋总长制定的,更不是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制定的,而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制定的。
"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用这句现代顺口溜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十四日夜晚十二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版的"街亭战役"开始上演了。张灵甫部队在一个小时之内已经接二连三被解放军击溃,左侧被掏空,侧翼的李天霞这时候却还在唱高调,他说:"我李某人生平从不主张打硬仗,我主张以少胜多。"而汤恩伯对于急不可待的张灵甫的唯一安慰居然是告诉张灵甫,那位被张灵甫视作大烟鬼的副司令官李延年将去74师坐镇指挥。
从军事的角度,74师进入孟良崮山麓之后,垛庄就成了该部后路是否被切断的关键。然而,汤恩伯在74师有被围迹象后,除了电话向徐州的顾祝同、南京的国防部请示外,一夜未眠的结果却只是派副司令官李延年在毛森陪同下去前线视察、督战,据说请示南京的结果是,国防部次长刘斐回答"现主席已休息,不便惊动他。"
此后,李延年与毛森顺利到达了垛庄,此地当时还由74师部队把守,而李与毛带去的部队只有一个排的警卫而已。如果单纯以素养和勇气来衡量,张灵甫似乎比他的同僚们更像军人,他在电话立即警告李延年:"我军少数渡过汶河,即被共军伏击。现陈毅倾巢南下,向我两翼包抄,似有十个纵队之众,对我取包围之势;左翼一部,直趋垛庄,截断我军后路。你们立刻回去,稍迟一步,即陷入包围圈内。如果退路被切断,即向本军靠拢。"而李与毛,警告后迅即离开了这里,而解放军6纵随后即攻占垛庄,74师通向后方的唯一道路也被切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