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打鼓新场风波：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性

　　1935年3月10日发生的打鼓新场风波，是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期间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当年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领导层在军事路线原则问题上的一次重大分歧。但是，迄今为止，凡是涉及长征，尤其是涉及四渡赤水的著述和作品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一事件作为偶尔现象看待，并没有作过深入透彻的研究，而且都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小小的风波”。

　　周恩来的回忆则有所不同。在《周恩来自述》中，他认为：打鼓新场风波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表述很特别，既然是关键性的，就不可能是小问题。由于周恩来的这一回忆是他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只能如此概括，而且也可以明显感到其强调的是后者。那么，周恩来所强调的关键性究竟是指什么呢。他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这确实很特别，一个“又”字表明遵义会议后红军领导层的思想并不统一。

　　打鼓新场风波，源起红军一渡赤水准备北渡长江以建立川西根据地受阻之际。当时红军领导层对建立根据地的地点出现了分歧：是坚持遵义会议的决议，继续设法北渡长江以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是恢复黎平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泽东的建议，到黔北建立根据地。

　　中革军委的分歧之大，从林彪的电文中可见一斑。当时，他正率部在长江南岸寻机渡江，对中革军委屡屡变化的计划大为不满，以致发电责问中革军委：“你们的基本企图究竟是什么？”仅仅为了说服林彪向扎西靠拢，中革军委在六天里就给林彪连发了八封电报。

　　扎西会议是红军在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后的一次重新确定战略目标的会议，中革军委基本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暂时不渡长江而返回黔北建立根据地。

　　解决了建立根据地的地点后，如何建立根据地又成了争论的焦点。毛泽东一贯主张打运动战，避免消耗战，尤其是攻坚战。但中革军委中不少人仍然贪图打便宜仗，只要能打胜就打。当时，红军每次军事决策必须由20余人组成的政治局开会讨论，而毛泽东一直是少数派。

　　当时红军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面临着两股主要敌军。一股是王家烈的黔军，另一股是中央军的薛岳兵团。政治局开会决定先打黔军，采用的方法自然是攻坚战。先是攻桐梓城，再攻点金山和附近诸多山头，然后再攻占娄山关。接着又攻克遵义的新城和老城，最后又攻击老鸦山和红花岗。仗是打胜了，但也使红军主力的元气大伤。当时，彭德怀怀着沉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