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遗稿披露西安事件内幕:杨虎城畏首畏尾

　　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逐谋设法向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即阎锡山)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事，应一往直前，不计利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此处我应当略说一说，杨虎城与我的关系：

　　杨虎城本出身草泽，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鲁过我。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几谏，这也见我们的天职。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旬，蒋委员长由洛莅节西安。我曾两度悍然陈词，因彼时心气浮动，话无伦次，深受责斥。羞忿忧惧，冲动无已。决心武力要请，遂生十二日之变。当事发之初，我曾同杨虎城等会商，变乱目的，促请蒋委员长停止剿匪，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在事变的翌日，我在“剿匪”总部及西京公园，两度公开的演讲，曾声述蒋委员长乃是我等最高的领袖，请大家勿生误会，勿起怀疑。

　　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前未参预也。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诮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彼时我已读过蒋委员长的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词，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辈的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不但我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犹恐不遑，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蒋夫人真堪称颂为巾帼豪杰也。

　　蒋委员长谨允将我等所提之八项要求，可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但又声明，在会议席上彼将表示反对。我几经周折，对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说服。终于二十五日圣诞节，腼颜恭护蒋委员长及蒋夫人诸位飞往洛阳。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坦白的自我批判

　　我素日喜欢有这样的两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余自知。”要人家来检测，不如我自己来分析。我认为究原祸始，是由于我的个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发生疑难，枉费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们，有些对于我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大正确。不但在国内，在外国报纸杂志上，我常看到：称我这个人为mysetious (具神秘性)。

　　一个人讨厌的是，常把自己挂在口头上。可是现在我必须得把我的性格说一说，使人明了，俾容易去研究与我们有关的那些历史上的问题。我这个人，用好的话来说：是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用另一个字眼来讲，是轻信易惑，见异思迁。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我想，实际情况许是由于我爱好运动而来的，所谓公正处理、竞技精神。

　　举例来说吧：我少年时最喜欢打网球，常同人家竞赛，凡是我打输了，我没有赖过账，或者是羞恼。我自己已经打输了，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如他，我觉着这并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的高强，实在是我自己低弱。

　　我这个人就有点这个怪脾气。假如我承认某人的某件事是对的。或者我是错了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低头。我过去曾给我的部下，我的仆从，赔过罪，我曾用金钱或礼物，赔偿我对他人的错失。假如我自己是没有想通，我不承认那件事是对的，或是觉着我是有理的，对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这就是我桀马不驯，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过去最大的弱点，是我不能沉思静虑，又素匮修养，凡自以为是者，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如今思来，深为悔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