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遗稿披露西安事件内幕:杨虎城畏首畏尾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就失去自由，长期处于幽禁之中，故围绕他的一些事件多蒙有神秘色彩。最近，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了《张学良遗稿》一书，公开了他在禁闭期间所写的自述、日记和信函，这里节选了张将军回忆西安事变的一节，读者可从中了解张学良当时真切的心态。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我在鄂时，东北抗日宿将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乃欲返回北满，再从事抗日活动。我甚为赞许，彼请求三事：(一)返北满必须假道苏联，现在北满已有中国共产党活动，因此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的费用。(三)由我选派文武二人，随彼前往，帮同办事，并任联络。我皆应允。我遂征询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满工作。

　　李杜派驻西安之代表名刘鼎者，彼为一共产党。由刘鼎之介绍，在上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负责的一个人，愿同我一谈。(此人非潘汉年，恐即饶漱石，如今已回忆不清楚了。)相谈之下，不得要领。此为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接触也。而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

　　财政部曾派一专员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请我帮忙此人到“匪区”去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将曾同上海某人未谈出要领的详情告诉给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负责，彼必将此事转达“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将彼送入“匪区”。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

　　“共匪”在此时际，先后将俘我之官兵，陆续释回。并声言不再敌视东北军，因东北军的官兵，多怀抗日热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一致，可称为同路人，目下与共产党对敌者，非所本愿也。

　　于二十五年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复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李言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堡。

　　与周恩来会见于肤施

　　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复可在肤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肤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

　　我二人而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八)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